春秋时期，晋文公率军在城濮与楚国对峙，他问狐偃如何胜强大的楚军。狐偃献计用欺骗的办法。他又问雍季如何处理，雍季说用欺骗的办法只能是把池水弄干捉鱼，到第二年就没鱼捉了，打仗还是要靠实力。晋文公用狐偃的计策打败了楚军，但在论功行赏时雍季却在狐偃之上。他说：“我们怎么能认为一时之利要比百年大计重要呢?”
释“竭” 上文“竭泽而渔”中的“竭”，指“干涸”，这里是使动用法，句意为使池水干涸而捕鱼。又，“地震，山崩川竭”，意为因为地震，山崩塌，河流干涸。它还指“尽”，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力竭而毙”，意为精力用尽而倒下。
雍季是春秋时期故事竭泽而渔的主要人物。
狐偃(约前715年～前629年)，春秋时晋国的卿。亦称子犯、舅犯、咎犯、臼犯、狐子、狐突之子，晋文公重耳之舅，故又称舅氏。公子重耳(即晋文公)的舅父，亦称舅犯(一作咎犯)。其父狐突，字伯行，为大戎狐氏(今山西交城却波村人)。与晋同祖，是晋支族入主诸戎部落者.狐偃忙于大戎。其姊(或妹)狐姬嫁于太子诡诸(晋献公)后，其父狐突“事晋为大夫”，狐偃即随其父至晋都曲沃(今山西闻喜)。公子重耳少年时期便受教于狐偃，赵衰等。这几个人“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 焉”，成年以后仍是如此。后来楚成王赞他“广而俭，文而有礼”显然是狐赵等人耳濡目染的结果。献公八年(前671年)，迁都绛(今山西新绛，一说翼城)，狐偃随重耳至绛。献公十二年，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隰县西北)，夷吾居屈(今山西石楼)，狐偃又随重耳至蒲。献公二十一年，骊姬诬谄申生有弑君杀父之意，申生自缢身亡。狐偃保重耳“备守蒲城”，一年后出亡。有关狐偃这数十年的事迹，史载不详。据考，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即己成人，狐偃寄人篱下，尽为父为师之劳，不会有大的作为，但对晋后期政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公染于舅犯，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评价中肯贴切。
狐偃随重耳出亡时，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辞劳苦，夹辅重耳，为他出了很多计策，使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宏图霸业。
重耳一行离晋后，狐偃力主去狄。当时，齐国是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北杏盟约后，齐桓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原盟主。楚国也是南方的经济军事大国。狐偃为何弃强投弱呢?因为他意识到，齐楚千里迢迢，沿途崇山大川，举步维艰，仓皇出走又缺乏给养，即使能免于追杀，也会困死途中。且齐楚是否肯予接纳，也有疑问。而狄近易达，又是重耳母国，纳公子重耳应在情理之中。还有狄晋毗邻，可以观望动静，蓄力待时。可见，这个决定不失为上策。
重耳在狄十二年，狐偃反劝他赴齐。此时戎狄势力大为削弱，己无力帮助重耳“成事”，齐桓公虽年已垂暮，但雄心犹在，欲借晋为助，与秦楚抗衡，维持霸主地位。且“管仲殁没”，“哀而思始”“求善以忠”，定会收留人才济济的重耳一行。至齐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待，对重耳更是深加恩渥。只是由于齐桓公卒，五子争立，诸侯叛齐，内外交困，“子犯知其不可以动”，才毅然决定离开齐国。这时，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他枕于安乐，“遂无去心”，“有终焉之志也”。狐偃又与姜氏谋，“醉而载之以行”。如果不是狐偃机智果敢地迫使重耳离齐，重耳只能在齐国苟且一生，文公霸业将无从谈起，春秋历史形势必会大变。
重耳返国，时值晋动荡之余。十数年间，晋内讧不已，国乱民忧。先是“骊姬之乱”，继而献公去世，里克、邳郑杀奚齐、卓子，荀息身亡，晋惠公夷吾上台后，又杀了掌握实权的里、邳等大臣，弄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对外惠公背信弃义，发动不义战争，使晋元气大伤。
然而，从公元前636年文公即位，到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前后不到五年时间，文公何以能宣信诸侯，称雄天下呢?《左传》云，文公历游诸国，备尝“险阻艰难”，故返国后，知“励精图治”以求霸。事实上，这是狐偃、赵衰等股肱之臣，帮助文公“蓄爱百姓，厉养戎土”的结果，其中，狐偃更是出了大力。
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从而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物质基础。主要措施有：—，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多年来，随重耳共度患难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军国重任。二，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于国事，“以厚民性”。三，废除繁重的徭役，减免苛捐杂税，资助无力生活和生产者。四，鼓励农耕，劝有分无，省灭国用，足财备凶。五，“大搜于被庐”，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的繁荣，提高晋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晋国呈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昌盛景象。文公四年，晋军能在城濮大败楚军，一战而成霸业，无疑是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公元年(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太叔带)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派使者简师父，左鄢父求救于晋和秦。文公二年，秦军至河上，将纳王。由于晋大乱之余，百端待举，国力尚薄，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狐偃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见卓识，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当时，整个局势对晋极为不利。远在南方的楚国，自成王继位后，不断向北方扩张领土，公元前656年召陵之会后，楚加紧了北上的步伐，大有继齐桓公之后而称霸中原之势。西秦也不偏安于边陲，一直在觊觎晋国的领土。狐偃当然知道，只有南阻强楚，西扼边秦，才能入主中原。而此时的晋国，积贫积弱，国步维艰，在经济军事方面尚无力与秦楚抗衡。为此，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提高晋的威望。况周王室同晋宗室有名义上的宗法关系，不纳则失之于义。狐偃力劝文公：“继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文公终于出兵勤王，杀王子带于隰城(今山西汾阳)，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阳)。周王设宴款待晋文公，并赐樊、温、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
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为晋入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狐偃不仅具有政治家过人的胆识，还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大智大勇。文公三年(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晋军在数量抑或质量上都逊于楚军。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他提出：“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晋军伐曹卫，取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三月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撒出宋国。
当楚军复攻宋国时，狐偃毫不惧色。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他预言：“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打消了晋文公的顾虑。狐偃战赂上蔑视敌人，是以战术上重视敌人为前提的。《吕氏春秋》云：“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曰‘楚众我寡，为之奈何’，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以文，繁战之君，不足以诈，君亦诈之而已。”在城濮之战中，晋军始终贯彻狐偃“诈”的策略。战争初期，晋军“退三舍避之”，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战争中间，狐偃、先轸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马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盖其兵”，迷惑楚军，使楚军处处被动挨打，以“败绩”告终。
城濮之战晋胜楚败的结局，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改变了春秋时期中原的政治格局，确立了晋的霸主地位，从此开始了晋楚争霸中原的百年历史。关于战争的指挥者，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先轸。事实上，狐偃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是有道理的。连晋文公也盛赞：“偃言万世之功”，给狐偃以极高的评价。
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狐偃卒。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可以这样说，狐偃为晋文霸业付出了毕生心血，无狐偃则无晋文霸业，此誉实不为过。狐偃的品行和才华受到各国诸侯大夫的推崇。宋公孙固称孤偃“惠以有谋”;曹大夫僖负羁赞狐偃：“可谓贤矣”楚令尹子至见其卿才，甚至“请上狐偃。”狐偃同其父狐突，其兄狐毛还受到后人深切的怀念。原因是，狐偃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和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流亡途中，历尽磨难。所经各国，有礼遇，更多的则是冷遇和轻慢，甚至难免乞食，或有杀身之虞。狐偃为了返国大局，忍辱负重，唯力是视，受到时人的嘉许和后人的尊敬。其次，孤氏父子之人忠公体国，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骊姬之乱后，狐突派其二子夹辅重耳，逃出晋国。在秦时，当狐偃听到献公命从重耳亡者返国，不返者“尽灭其家”的胁迫时，他大义凛然，拒绝回晋。其父狐突也仗义死节，伏剑身亡。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皇帝都以狐突忠贞报国为忠义楷模，及至宋代，宋徽宗封狐突为忠惠利应侯。七月十四日狐突诞辰日至今仍为交城一带的传统古节。最后，作为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狐偃在春秋发展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晋之卒成霸业，偃之力居多，”而晋文公称霸，遏止了秦楚等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扩张，动摇了西周宗法统治秩序，有利于中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狐偃的历史贡献则就是显而易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