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5 分类: 中国历史 查看: 630
秦始皇在完成了自己及祖上的梦想，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四五百的四分五类的状况，来统一了中国，成了千古一帝，渴望着自己的子孙，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千秋万代。然而，秦朝却仅仅历经了两个皇帝，做了16年的美梦就结束了!人民起义打垮了秦朝，着究竟是为何?这又体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秦国最终吞并了齐、楚、赵等诸侯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政治上的一统，它将要继续进行的是政治思路上的统一。在人类政治历史上，任何形态的国家或政治都需要权威。对于秦王朝来说，它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不是政治宣讲，而是赤裸裸的暴力，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垄断政治权力的极少数人与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矛盾。
从表面上看，秦王朝是一个重实干、轻理论的国家。在秦帝国的有关历史文献中，我们很难整理出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从政治信仰的层面上看，秦王朝对利用鬼神的权威以整肃民心和治理国家嗤之以鼻，认为那是政治欺骗，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有害政治。琅邪刻辞中这样写道：“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在这里，秦王朝也在总结历史经验，它认为五帝三王之所以亡家亡国，是因为不务实际，不讲法治，崇尚虚诞。所以，秦王政三十三年(前214年)曾经下令“禁不得祠”，虽然禁止祭祀崇拜的对象我们难得其详，但这与琅邪刻辞的思想倾向是大体一致的。
秦王朝没有系统化的明确的政治信仰，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用了传统的宗教活动。就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三年(前219年)，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这是秦帝国搞的惟一的封禅活动。秦始皇为什么搞封禅?是向上天禀告改朝换代吗?当然不是，因为封禅刻石记录下来的，是赞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是要求他的臣民子孙“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封禅铭文展示给国民的是皇帝的圣明和威严，并没有给神灵留下什么重要位置。
就在这次巡行途中，秦始皇经过彭城时“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这反映出在秦始皇的内心深处仍然残存着天命思想。可是，当他前往湘山祠渡江遭遇危险的时候，他对神灵“湘君”却大不敬，“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这似乎意味着，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神灵对他的冒犯。
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出巡到云梦的时候，又“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所涉及的政治性的宗教活动具有随意性，他对神灵抱有期望，但又不想受神灵的约束，神灵也不得违背他的意愿。秦始皇也沿用了秦国传统的郊祀雍四畤上帝的活动。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秦始皇通常于十月亲自郊祀，身着白色的服装，献上祭祀的贡品，“拜于咸阳之旁”。西畤、畦畤的郊祀则由祠官主持，“上不亲往”。秦二世的时候情形大抵也是如此。太卜官曾评论说：“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总的看，秦帝国在政治信仰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从相反的立场看，秦王朝信奉的是武力和强权。秦帝国皇帝把国家作为他个人的私有财富，皇帝可以穷奢极欲，这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秦始皇南登琅邪台，十分惬意，于是“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免税)十二岁”。这没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根据文献记载，他因为“亡秦者，胡也”一句谶言，发兵30万攻击匈奴。他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仅仅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就动用了徒役70余万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每攻破一国，都要仿照该国宫殿的样式在咸阳城北复建，所得诸侯美女和钟鼓器物等一并移入其中。《三辅旧事》夸张地记载道：“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秦王朝这种穷奢极欲恶性发展，导致了作为孤家寡人的皇帝与天下大众之间的尖锐对立。
秦二世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威，与宦官赵高密谋对策。赵高声称：“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不要讲什么道理，谁有权力谁说了算，这就是赵高的强权主义理论。于是秦二世“诛大臣及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当时，公子将闾弟兄三人被囚禁于内宫，秦二世派人对公子将闾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将闾质问：“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奉旨行事。将闾仰天长号：“天乎!吾无罪!”兄弟三人拔剑自刎。
其实，在秦王朝根本就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法律，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在这个国家中，只有皇帝一人的人权。此后的赵高谋杀秦二世，子婴计杀赵高，都是同样的政治定律在发挥作用。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秦王政就对韩非的极端专制理论欣赏万分，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二世也公开地引用韩非的话，称尧舜为君有“监门之养”，大禹治水有“臣虏之劳”。他认为当这样的帝王没有什么意思，他贵有天下，应该“肆意极欲”。至此我们不难明白，秦王朝政治思维的深层，是韩非的极端专制理论。秦王朝二世而亡，就是韩非专制理论的恶果。
任何一种政权都会宣传其合理性，从而为自己取得理论上的支点。秦王朝也不例外。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马上就有人出来献计献策：“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是用“五德相克”说为政治合理性服务：周人之德是“火”，秦人之德是“水”，“水”克“火”，所以秦人取代周人统治了天下。秦始皇毫不迟疑地把这一套拿过来，为新王朝的政治合理性服务。秦王朝将自己定性为水德，水德属北方，颜色与黑相配，所以衣服旌旗都崇尚黑色，数字以“六”为纪，符、法冠都规定为六寸，乘六马，更名黄河为“德水”，等等。这表明，新王朝亟需为自己的政治合理性张目。
问题在于这种宣教能否达到使人信服的目的，能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可以说秦王朝的五行相克说是一种政治理性，但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信仰。就五行说产生的背景看，它是对传统的天命观的反叛，试图从物质世界的演变说明宇宙和社会的运动，其性质与朴素的阴阳论、气论相近。
总之，秦朝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政治信仰，没有解决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它奉行的强力政策和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秦朝的速亡很难说与此无关。
而汉朝建立后，一开始是将各地方归异姓王统治，然后等到时机成熟，慢慢的加强控制，从异姓王的手中夺取权力，使用郡县制，才加强了王权的统一。这也对比着说明了秦朝没有系统的形成政治信仰，及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