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翎是清代官员的冠饰，用孔雀翎毛饰于冠帽后，以翎眼多者为贵。翎管，就是用来插孔雀翎子并使之与冠帽连接的附属饰件。要了解翎管的价值，就有必要先了解清代的花翎制度。
清朝看重花翎，如同古代的“珥貂”一样，例应随官秩(官职高低)戴翎。宗室中，以贝子戴三眼花翎最为尊贵；镇国公戴双眼花翎为稍次，镇国将军等戴单眼花翎，而亲王、郡王虽然爵位比以上更为尊崇，非蒙皇上特赐是不能戴花翎的，而且已经赐有花翎者，遇到朝冠晋见时仍不能戴用。凡是由皇子分封的亲王、郡王都不赐戴花翎，这是因为戴花翎是“臣僚之冠”，而亲王、郡王、皇子等乃宗室贵位，戴翎子有“纡尊”之嫌。
清代有品位的官员之例有花翎者，内廷王、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省将军、内大臣等以及领侍卫府官、满员(满族官员)五品以上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只能戴褐羽蓝翎，也就是俗称的“野鸡翎子”了。清代的亲王、郡王中赏戴花翎的，仅见于乾隆朝。当时顺承勤郡王名叫泰斐英阿，因为当了前锋统领，便向皇祖乾隆乞赐花翎。乾隆说，花翎是贝子之制，诸王戴了就会失制。军机大臣傅恒就代为说情：郡王年幼，想戴花翎玩儿，以为美观。乾隆这才答应了，同时赐给另一位皇孙三眼花翎，说：都是孙辈，以为美观可也。可知当时诸王想皇上赐戴花翎，并非为了追赶时髦。
清代勋臣中，功勋卓著或恩宠有加者，才能得到皇上赏赐的双眼花翎，比如贤相傅恒、权相和坤、福康安(傅恒之子)等。而且，清代定制，外任文职官员无赏花翎者。只是到乾隆朝，有一位叫方承观的直隶知府，受到皇上特别眷爱，古北口大阅兵时，就特乞皇上赏戴花翎。此后，外任各省总督、巡抚等大员，也就屡有蒙恩赐花翎的事情。
外任武臣中，非军功卓著不可蒙赐花翎。康熙时，福建提督施琅收复台湾，诏封靖海侯，子孙世袭，而施琅却上疏辞侯，恳请皇上赐花翎。当时，在外领兵的将军、提督都还没有赐给花翎的先例。康熙乃特旨赐施琅戴花翎。可见在当时文武臣僚小目中，赏赐花翎比封侯还要荣耀。
正因为此，后来的清代文官对奖戴花翎特别重视。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褒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谱“玉牒”造成，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这是首开军功之外的“别项劳绩保翎”之例。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率保荐花翎。光绪初年，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走了。
此时的花翎身价尽管已大不如前，但在吏部引见外地赴任低级官员时，在冠服方面仍有严格规定。若有花翎、蓝翎人员，其翎管不准用白玉，若用翡翠或带皮子玉者，都要以违例论处。
清末，捐例大开，用钱也可以买到花翎戴，保案内就再没有保花翎者。最早用钱买到花翎的，是广东洋商伍荣耀、潘仕成。二人各捐十数万金，朝廷无力嘉奖，于是就破例赏戴花翎，一时荣之。鸦片战争中，就有捐翎之例：花翎每枝实银一万两，蓝翎五千两；而且参照捐官之项进行折扣。这样实捐银较少，捐翎者遂多。咸丰九年(1859年)又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每枝七千两，蓝翎四千两。到了后来，每枝花翎仅用两百元就可以捐到。这是清代花翎之制的穷途末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