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中国古代最勤奋帝王

雍正在位13年，锐意拓新，革旧除弊，从多方面奠定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基础。但是，其厉行威猛治国的方针，导致朝野怨怼积累，有关他的各种传言也不绝于耳。
军事上的重用。康熙似乎更中意皇十四子允禵的军事才能。康熙六十年十月，允禵“轻装赴京，恭请训旨”，停留5个月之久。虽然在《清实录》中已看不到这5个月的情况，但人们纷纷揣测，西线战事中功成名就的允禵将被册立为皇太子。然而，最终雍正继位，于是各种指斥其以阴谋手段矫诏夺嫡、谋父篡位的谣言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在恐怖、紧张、凶险的特殊政治背景之下，雍正吸取储位之争骨肉相残的教训，决定创设秘密建储制。将立储之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宫中最高之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同时，为确保日后不发生意外争议，又另书传位密旨一件，随带左右。乾隆据此平稳传承皇位，之后秘密建储被正式确立为清代独特的皇位传承制度。

制度性的秘密建储，明确了皇权与储权新的分配模式，即一切大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取消储权，择优立储。秘密建储后，储权不复存在，既成功解决了“国本”问题，又杜绝了皇储激烈矛盾及围绕第二个政治中心的争斗。而不以嫡长为序，择优秘密建储，既使诸皇子努力向上，又没有了拼死相争的明确敌手，有利于皇子间关系的张弛相宜。

二、严猛治国与思想控制。野史中广为流传的“吕四娘行刺雍正”等故事，反映了人们对雍正一朝充满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负面印象。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除了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传闻及政敌负面渲染和诅咒外，更主要在于雍正对思想的严密控制及严苛治国。

雍正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即位的合法性，无法彻底消除朝野上下对其统治的反感乃至反抗，因而只有采取高压、严猛的做法。“忠我则臣，背我则敌”，惟有治之以法而已。这样的理念，不仅仅用于夺位争权的对手上，还推及到各个方面。特别是，严格整顿吏治，查补亏空。因贪污而亏空者“即行正法”，所有亏空，三年之内必须如数补齐。同时，“赶尽杀绝”，不只在犯官官衙而且在其原籍同时抄家，宗亲戚友一并连带。

此外，雍正还取消了士绅优免特权，实行士民一体当差，加强对士绅的控制和治理。而自曾静吕留良案后，雍正更进一步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如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说成“思念明代不念本朝”，最终作者照大不敬律斩决。

三、雍正的信仰与至高皇权。在争储斗争达到白热化之际，雍正摆出一副“炉中若无真种子，总遇神仙也枉然”的姿态，抛开一切，潜心礼佛参禅。收到的成效是：在康熙等人眼中，他冰清玉洁，无意逐鹿。而在雍正内心深处，则逐步完成了一个神秘的思想觉悟过程，即对自己、对手和形势进行透彻认识、分析，知己知彼，从而形成通盘计划。

雍正即位后十年不言佛事。他的思路是，自己已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何用再谈佛事？雍正常对大小官员说：“为人只要清晨出门时抬头望天，至晚归寝时以手扪心，自得为人之道矣。”这里的天，就是雍正。他要求大小官员做每一件事都要抬头看天、扪心自问，其实就是在极具威慑力地强调臣子要忠于皇帝本人。

同时，雍正通过推广奏折制度、创立军机处制等，让皇权的集中和加强达到了极致。“皇帝—宰相制”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其弊端是：君相权限缺乏明确界定，皇帝既可以随意侵犯相权，奸相权相也不时窃弄皇权，造成政治不稳定。雍正推广奏折制、创设军机处，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皇权至上的另一面是皇帝勤政。现在影视剧中把雍正描绘成一个“情圣”，这与事实不符。雍正“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天下政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亲笔撰写的朱批谕旨动辄万言。然而，长期的劳累、压力，蚕食着他的健康。就算权力高度集中、政敌先后消灭，但雍正总是轻松不下来。他似对自己的作为“愀然不乐，意颇悔之”；又似患上重病，在幻听幻视中煎熬；又似奔波一生后却不自信起来，只好用一切皆空、来世彼岸来安慰自己，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不少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