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国七雄的争霸战争即将落下帷幕的时候，匈奴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书上。没有人能弄清他们的祖先是谁，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就这样悄然出现了。后人曾经作了种种考证，希望弄清楚他们的身世之谜，可惜都是白费功夫。而最清晰的线索，反倒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要从夏朝的末代王桀讲起。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宠幸一个叫喜的女子，把国家弄得一团糟，于是有许多野心勃勃的人起来造反，伟大的商汤就是其中的一位。夏桀后来就死在商汤的手上。他的儿子和老婆们，为避开商汤的迫害，背井离乡，逃到北方的大漠，跟随牛羊四处漂泊，后来竟繁衍了很多子孙被战胜他们的商人和后来的周人称为“匈奴”。
无独有偶，相似的故事还发生在罗马人身上。罗马人的祖先特洛伊人，与西边的希腊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不幸陷入希腊人的诡计，而导致战败，特洛伊城陷落，特洛伊国王普利阿莫斯死去。普利阿莫斯的子孙和亲戚为躲避希腊人的追杀，跟随伊尼阿斯漂洋过海，逃到了荒凉的亚平宁半岛，定居在那里。后来伊尼阿斯的子孙，被称为罗马人。罗马和匈奴，这两个日后的敌人，在他们民族的童年里，却有着如此相似的不幸，这让人不能不赞叹历史的神奇。
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的时候，就与蒙古高原紧密相连。他们似乎到了蒙古高原之后，才有了匈奴的名字。而蒙古高原也因他们的出现而走进世人的眼帘。当时的蒙古高原黄沙漫天，无边无际，好像大海一样，故当时的人称它作瀚海，今天又叫做大戈壁。按照现代地理学的知识来看，瀚海是一个高原盆地。古代的人们将这个盆地分为南北两部分，也就是俗称的漠南、漠北，大体以380毫米降雨线为界，与今天的内外蒙古相当。大戈壁中，有一个叫做居延海的盆地，著名的额济纳河流入其中。沿河水草丰美，树木丛生，是放牧的好地方。它的南边是阴山山脉，草木繁茂，鸟兽众多，非常适合打猎和休憩，是匈奴人生存繁衍的主要场所。阴山的春天是短暂的，夏天和秋天更是匆匆而过，一年最长的时间是冬天。这里的冬天是可怕的，昼夜温差很大，不时会有狂风大雪。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匈奴人的游牧之风和坚韧性格。
他们是蒙古草原上第一支游牧民族。每年冬天临近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牧场，骑着高头骏马，赶着牛羊，四处游荡，直到发现水草。除了马、牛、羊外，他们还养些骆驼、驴、骡，他们虽然没有城市，没有房屋，但他们有毡帐。聚集的毡帐组成部落，每个部落都分有领地，供人放牧和打猎。
四处流浪的生活，造就了匈奴人的尚武之风。从孩提时开始，他们就骑在羊背上，拿着小弓，射杀天空的小鸟和地上的田鼠。再长大些，就能射狐狸和兔子。等成年后，就骑上骏马，成为单于的骑兵。平常四处放牧，以狩猎为业，一旦有变，就全部入伍，投入战斗。远距离攻击敌人时，他们依靠打猎的弓箭;短兵相接时，则使用切肉剔骨的刀钅延(一种铁柄小矛)。打猎的工具就是他们战斗的武器。他们没有城池需要保护，所以也从来不固守在一个地方。仗打得顺利，便勇敢向前;仗打得不妙，就迅速撤回，从不以后退为耻。
尚武之风的同时是尚力，年轻人是力量的代表，所以，匈奴人推崇年轻力壮的人，而歧视那些老弱病残。年轻人吃肥美的肉，而老年人只剩下残羹冷炙可吃。匈奴人还有一种浪漫的风俗：每天清晨的时候，朝着太阳崇拜;到了夜晚，则向月亮祈祷。当月满如盘的时候，才能出兵征讨;当月弯似钩的时候，必须收兵而归。他们也祭拜偶像和祖先，死后有棺椁，以金银衣裘殉葬。但是，他们不起坟墓，也不在葬处植树为标志，更没有正规的葬礼和守孝的礼节。单于去世的时候，常常以亲近的奴仆和妾陪葬，有时多达千人。
匈奴人的长相到底如何?如果阿提拉时代的罗马人没有故意诋毁的话，他们应该是这副模样：中等个头，比欧洲人略矮，但比他们粗壮;两腿较短，坐势却很高;宽胸膛，大膀子，四肢健硕，脖子粗壮，圆头颅，小眼睛，扁鼻梁，胡须稀疏，脸部较平。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黄种人。不过，这已经是越过亚洲、混血过无数次的匈奴人。纯种的匈奴人长成什么样子呢?不知道。
1、冒顿单于和匈奴帝国的崛起
头曼是匈奴王国的奠基者，是他让四分五裂的族人凝结成强悍的团体，与东之东胡、西之月氏并立为蒙古高原的“三雄”。就在他完成王业、正图拓展的时候，却遭遇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王——秦始皇。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带领战无不胜的秦军30万，击败了头曼和他新建的王国。之后，在两国边境上，秦始皇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成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的万里长城。郁闷的头曼本来雄心万丈，意欲与秦朝争雄，此时不得不放弃远大的理想，离开祖先的土地，向北迁徙。
大概是这个时候，头曼单于开始培养他的儿子。他把大儿子冒顿送到当时较为文明的月氏，一方面作为人质，表示对月氏的友好;另一方面，希望未来的王储能够了解国家的敌人，掌握他们的弱点，学习他们的长处。冒顿后来用以训练骑兵的鸣镝(响箭)，大概就是从月氏人那里学来的。不过，这种善意的举动，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转变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最终葬送了头曼单于的生命。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月氏、匈奴两国发生了争执，最终爆发了战争，未知内情、滞留月氏的冒顿，差点被当做敌人杀掉。虽然后来他逃回匈奴，还得到父亲的封赏，成为一万骑兵的头领，但是头曼对于小儿子日益增长的宠爱，加上之前在月氏的惊险的遭遇，使冒顿产生了对父亲的憎恨。这种憎恨，让冒顿开始培植自己仅有的势力——一万骑兵。
现在看来，冒顿对于匈奴骑兵的改良，不过就是简单的统一号令罢了。当冒顿的鸣镝射向某个目标的时候，所有的骑兵都得跟着去射它，否则便被处死。开始，目标是冒顿自己最爱的马，接着是他最爱的妻子，最后是父亲的坐骑。在这样残酷的训练之后，这一万骑兵成了冒顿私属的军队，不再听从他人的号令。与其说冒顿采取了月氏先进的武器——鸣镝，不如说他是用自己的残忍征服了部下。之后便是杀父。头曼单于死了，死在亲生儿子的手中，这也许是他最大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头曼单于的一生是成功而辉煌的。他有着称霸天下的伟大理想，并为之奋斗。他第一个统一了匈奴民族，建立了王国。虽然在与秦争霸的过程中失败了，但那不是他的错。当时的匈奴还很年轻，秦朝却已有百年的发展，他自然无法取胜。他虽然失掉了部分国土，但是后来又收回了它们。更重要的是，他给匈奴留下了一个更加伟大的领袖——冒顿。
冒顿即位后，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推行匈奴的统一。他在军事集权之后，又在政治组织上贯彻集权的理念。之前，匈奴虽然名义上在头曼单于的一统之下，但仍然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冒顿为他们制定了一套精密的官制。在单于的下面，依次设立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号称“二十四长”。“二十四长”一般为单于的同姓，为世袭官职，可以自己设置千骑长、百骑长、十骑长等中下级官吏。左右贤王分掌帝国东、西。中部则归单于直接统治，由左右骨都侯辅佐。
冒顿执政初期，月氏、东胡、秦朝三面环伺匈奴。东胡王以为匈奴内乱，有机可乘，不断挑衅，先后索要头曼的千里马和冒顿的阙氏，冒顿都予以满足。东胡王又提出要独占东胡与匈奴之间的大片空地。冒顿征询群臣的意见，有人说：“这种弃地，可给东胡，也可不给，无关紧要。”冒顿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送给别人呢?!”遂将主张弃地给东胡的人斩首，并举国出兵，将东胡打了个措手不及，东胡王被消灭。
打败东胡之后，冒顿又乘胜西攻月氏，迫其西徙，从而解除了两面威胁。随后，匈奴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等二十余国，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向北则征服了浑窳、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向南兼并了楼烦(今山西西北)及白羊河南王之辖地，重新占领了河套以南地区。在他南下与汉较量之前，基本上一统大漠，拥有了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
2、草原帝国的军事装备
匈奴是公元前4世纪末崛起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由草原生存环境而造就的特有的游牧生活赋予了这些马背民族精力充沛、组织严密、能征善战的特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至冒顿单于时，匈奴东败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北服丁零、鬲昆等族，势力范围东尽辽河，西穷西域，南达黄河中游，北抵贝加尔湖，建立了欧亚草原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草原帝国的建立有其发达的经济基础，同时，完善的军事装备在其角逐草原霸主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出现的牵马图和骑马图表明在大约5000年以前，北方草原民族就已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正是对马驯化的成功，带来了草原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火炬。马的乘骑，彻底改变了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尤其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马背民族战斗的人生，马成为草原民族生死与共的朋友。
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发掘的上千座匈奴墓葬显示，用马头陪葬是匈奴民族的重要习俗，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匈奴民族竞争力的源泉。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和平时期它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战争时期，它就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是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马作为草原战马较其他马种更占有优势。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钅延”，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匈奴的弓多为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由于木头容易腐朽，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匈奴弓，大多是一些残留的弓饰件，具体形制无法得知。但根据弓腐朽后残留的痕迹看，其长度可达1.3米。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发信号用的匈奴鸣镝。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可确认的匈奴鸣镝，但我们可从稍晚的契丹族鸣镝得到启发。其他作为兵器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特征鲜明，散发着慑人的力量。看着它们至今依然锐利的前锋，想象若假以弩机或彪悍的神射手弯弓发射时的威力，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杀伤力，以及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生命的脆弱。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多锈蚀严重，难见其原来面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斧、矛和戈应是对中原兵器的引进和借鉴。这些匈奴短兵器在辽阔的疆域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具有鲜明的匈奴族特点，与其他民族的兵器有较明显的区别。纵观匈奴的兵器，可以看出具有鲜明匈奴特色的为弓矢和长剑，刀和短剑则多是在继承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遗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对中原优良兵器的吸收和引进无疑大大提高了匈奴兵器的杀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