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清 [公元1905年－1945年]

马云清，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的家庭。家中弟兄六人，他排行老五，工友们亲切的称他马老五。马云清3岁时父亲去世，留下他们孤儿寡母，生活极为困苦。为生活所计，他16岁就到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做木工学徒。后到客车车间当木工。由于他为人忠厚，乐于助人，因此在工人群众中很有威信。
京奉路唐山制造厂(以下简称南厂)，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铁路工厂，也是北方工人运动和中共党组织活动开展较早的厂矿之一。党组织曾多次派人到这里建立进步组织。特别是在李大钊、邓培的领导下，南厂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马云清积极参加工会组织和工人夜校，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各项工作也十分出色，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同时积极引导妻子史文华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的家——陈谢庄后街12号，从此也就成为当时南厂党支部的秘密活动点和唐山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革命遭到失败，-笼罩全国。南厂工会-解散，黄色工会粉墨登场，其成员整日用工人的血汗钱吃喝玩乐，奢侈无度，广大工人群众极为愤慨。
1929年3月16日下午，在中共顺直省委、唐山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倒南厂厂长孙鸿哲的斗争。马云清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亲自贴标语，发传单，带领工人声讨孙鸿哲的罪状。最后，厂方-撤掉了孙鸿哲的一切职务，答复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通过这次斗争，极大的鼓舞了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锻炼了一批工运骨干，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也使人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
-结束后，黄色工会继续与工人为敌，暗中加紧对马云清的监视。为了摆脱敌人的跟踪，他只好搬家，与中共唐山市委机关的两名同志住在一起。本来他家孩子多，生活很困难，但却不忘周济机关的两名同志。常常是自家吃糠咽菜，却把舍不得吃的粮食送给他们。这种阶级友爱精神令那两名同志十分感动。
当时，地下党组织经常在他家研究部署工作，全家人都跟着忙里忙外。马云清的妻子史文华，人称马五嫂，是个典型的贤惠妇女。艰辛的生活，磨练了她刚强的性格，但没有泯灭她温和的性情。家庭重担她一人担起，同左邻右舍处得十分和睦，提起她的名字，无不交口称赞。
年关已近，到马家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是南厂党支部在马家开会，研究布置“花红”(年终加发部分工资)斗争。史文华除了给同志们烧水做饭以外，还在门口望风，一连几夜，她都在刺骨的寒风中站岗、放哨，直到夜深人静。
这一年，南厂盈利很多，按照老规矩，应发给工人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年终“花红”。可年关在即，不仅“花红”无声无息，而且连12月份的工资也拖欠不发，工人们眼巴巴地等着领钱买粮食过年，几次组织-，厂方不予理睬，黄色工会也敷衍搪塞。中共唐山市委立即发动群众特别是党团员开展争“花红”的斗争。
1930年1月13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争“花红”斗争如同火山一样地爆发了。2000多名工人放下手中的工具，浩浩荡荡地来到厂门口-，选出了马云清、袁兰祥等20多名工人代表，组成斗争委员会，向厂方提出：发清拖欠工资和年终“花红”等13项要求。雄壮的斗争队伍在马云清等人的率领下，铁流般直奔厂长办公室，把办公室围个水泄不通。马云清第一个站出来与厂方辩论。接着，袁兰祥等人也纷纷与厂方评理。代表们据理力争，限其在24小时内答复。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厂长吓得浑身发抖，连声说：“我马上打电话，向天津铁路局要钱”。第二天，“花红”及拖欠的工资终于发放下来。大家高兴地说：“工人代表真给大伙儿办事，这回可以过个好年啦!”
-斗争的节节胜利，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共产党的威望越来越高，打倒黄色工会的斗争随即展开。按规定，工会组织应每六个月进行一次改选，可九个多月过去了，仍没有改选消息。工人们强烈要求：打倒黄色工会，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然而，黄色工会委员却在暗中千方百计阻挠工会改选，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
这天中午，马云清吃罢午饭，假装躺在黄色工会办公室外屋的床上休息，暗中观察动静。突然“铃…铃…”桌上电话响了，马云清马上警觉起来，只见从里屋忙跑出一人接电话，从回话中听出，电话是从天津打来的，明天早晨8点要来唐山抓什么人。马云清意识到有情况，并立即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地下党组织。经分析敌人可能要来抓捕工人代表，于是，分头通知大家，提高警惕，做好准备。
入夜，马云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夜醒来两次看钟表。凌晨5点多钟，他再也躺不住了，便起身上班。刚走到厂门口，就被黄色工会维持队长高珍等人抓走，连推带搡押到一座小院里。高珍气势汹汹地逼问：“马老五，你把昨天电话里听到的事，都报告了吧?”马云清一口否认。敌人换个口气，企图套出实情，谁料，马云清根本不吃这一套，大骂工贼无耻。敌人见他软硬不吃，便气急败坏地把他吊在葡萄架上，扒去他的衣服，用冻了冰的粗麻绳使劲抽打他，但马云清咬紧牙关，守口如瓶。
高珍一伙儿在这里私设公堂，对马云清吊打非刑，消息传出，工人群众义愤填膺，在袁兰祥的带领下，冲出车间，直奔工会大楼。冤家路窄，恰巧碰上高珍领着从天津联合办事处来唐山抓人的张凤祥那伙人，工人们一涌而上，把张凤祥、高珍狠揍一顿，然后将他俩-在楼前的大树上。新军阀阎锡山部驻唐团长陈光斗出面调解，双方交换了人质，厂方答应改选工会。至此，黄色工会被彻底打倒，工友们把遍体鳞伤的马云清搀扶回家，又燃放起鞭炮，庆祝这场斗争的胜利。
从此，马云清名声大振，敌人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常派特务暗中盯梢。为预防不测，他开始随身携带着斧子。敌人并未善罢干休。一星期后，张凤祥带着一群爪牙来到党团员较多的客车车间抓捕-积极分子。工人们奋起反抗，这时，马云清正在客车上干活，他大哥怕他再次遇险，便将他反锁在里面。可他知道情况后，说什么也坐不住，开不开门就用斧子敲碎玻璃窗爬出来。大家见他伤势未愈，强行又将他摁在车上。袁兰祥等三位工人代表被捕并被押至天津。
事件发生后，中共顺直省委、唐山市委立即召-议，商议营救被捕同志事宜，马云清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开展全厂工人大签名活动，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代表，并请厂长将签名书转交天津警备司令部。这一招十分奏效，三名-积极分子很快被释放。
1931年3月，胡锡奎调任唐山市委代理书记，经常吃住在马家。一次，敌人闻讯抓捕胡锡奎，情况十分危急，史文华镇定自若，对答如流，使得胡锡奎幸免遇难，党组织免受一次破坏。不久，党内出现了叛徒，地下交通站被破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马云清竟两次被捕。面对敌人的毒刑拷打，马云清始终回答三个字：“不知道!”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加之党组织和群众千方百计奋力营救，马云清才得已释放。
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站，马云清把家搬到扇面街一号。后来，李颉伯、李一夫、李运昌等人来唐山开展工运工作，都是马云清夫妇做联络、掩护工作。
1937年4月19日清晨，天空阴暗，史文华一开门就发现门口有便衣，不一会儿，就传来丈夫在南厂门口被捕的消息。敌人逼他说出党的机关在哪里?领导人是谁?马云清拒不回答。灭绝人性的日本法西斯强盗把他推到狗圈里。一群疯狗猛扑上来，狂叫着、撕咬着他的身体，马云清被咬得鲜血淋淋，体无完肤。然而，敌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疯狗岂能动摇共产党人的意志。于是，敌人又用木棍夹他的手指，用乱棒毒打他。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血肉模糊，但始终毫不屈服，怒声痛斥日本侵略者的强盗行径。
敌人一无所获，只好把他押送到通县监狱。卢沟桥事变后，伪警察所长仓皇逃窜，马云清得以还家。
由于刑伤过重以及狱中的非人折磨，马云清的身体极为虚弱，一度精神失常，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不改其志。后经多方调养，身体逐渐恢复。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勉强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回厂复工。
抗日战争爆发后，便衣特务的活动更为猖狂，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工作更为困难。在此期间，地下党组织曾一度遭到破坏，马云清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危难中，他矢志不渝，一边苦苦寻找，一边暗中开展对敌斗争，直到与上级党委机关重新取得联系。
1941年马云清毅然辞职，离别妻儿老小，冲破敌人的重重-，奔赴盘山根据地，被分配到盘山兵工厂机械所。不久，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马云清又奉调丰玉遵联合县负责交通站工作。
冀东地处敌人后方，战争环境异常残酷。敌人-严密，处处设卡，便衣特务时常出没，交通站工作极其危险。马云清带领交通站的同志，奔波于遵化、丰润、玉田三县之间。为了及时传送情报。他们昼伏夜出，抄小路、爬山道，克服重重困难，风雪无阻地将情报准时送到目的地。一天晚上，马云清在送信途中，竟误入敌人的包围圈，头部负伤，幸亏他巧妙周旋，脱离虎口。
1944年11月13日，马云清参加了在丰润老庄子召开的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区级以上干部会议。由于汉奸告密，敌人调集大批日伪军包围会场，马云清第五次身陷囹圄。敌人得知他的身份，用尽种种酷刑，未得到半句口供，只好又把他押解唐山。不久，他在狱中生病，托人给妻子史文华捎出个纸条。
腊月三十的晚上，人家盼来的是回家团聚的亲人，可史文华等来的却是丈夫被捕生病的消息。她心如刀绞，禁不住泪如雨下，悲痛万分。她强打精神，给丈夫包好饺子，准备第二天送去。
正月初一的早晨，史文华迎着凛列的寒风，端着饺子来到看守所，实指望能见丈夫一面，谁料，马云清已于凌晨被押送北京西苑监狱。史文华的心碎了，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滚落下来。手里端着饺子，默默地遥望着北方……
在北京西苑的监狱里，敌人仍然是老虎凳，灌辣椒水……。但这些对于五次被捕的马云清来说，已经算不了什么。敌人命他写坦白书，他严辞拒绝。
拷打、诱降、软化，一切手段在马云清面前均告失败。1945年3月19日，他英勇就义于北京西苑，时年40岁。
1958年，党和政府将马云清烈士的遗体移葬到冀东烈士陵园，以告慰先烈，昭示后人。
(张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