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兰(1875-1917)，字仲殊(纫秋)，号香祖，四川华阳人，蜀中名士曾阖君之姐。
1890年，她15岁时就嫁与吴虞为妻，曾参加南社。
1893年，吴虞被封建家庭逐出，携妻带子前往成都西北约50里的新繁县（今属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西郊龚家碾乡居数年。曾兰能文善书，常为吴虞誊写文稿，题写书名，为乡邻书写对联。吴虞说她：“嗟予不善书，弗识临池趣。君思补予阙，弄墨兼朝暮。”曾兰幼年学习篆书，以20年时间苦练《周易》中的《谦卦》，造诣甚深，人称她“千载笔法留阳冰”。吴虞则“始觉夫人之篆，上揖斯、冰，突过前辈，不易得也。”曾兰受吴虞影响较深且勤奋好学，他们不仅是夫妻，还是知音。曾兰“每日午前从先母理箴线，习家事，午后则从予学，习为常……君读书甚缓，用功深细，《史记》、前后《汉书》、《晋书》、《南史》、《资治通鉴》皆数读过，二十四史《隐逸传》尽取读之，尤好老庄列文四子。”。在吴虞带动和支持下，曾兰常单独撰文或与吴虞共同撰文，抨击轻视女子教育陋习。
1910年，吴虞因不满其父的丑恶行为而与之发生冲突，被其父告到官府，成了轰动成都教育界和“上流社会”的“家庭革命”大事。尽管经官审断其父输理，但他仍然遭到封建卫道士们的攻击，认为吴虞的行为是“非理非法”的“忤逆”行为。吴虞为了辩明是非曲直，油印了《家庭苦趣》一文，散发各学堂，并发表在《蜀报》第1期上，吴虞因此又被指责犯了家丑外扬罪。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为此专门召开教育会议声讨吴虞。会上通过了会长的提议：将吴虞逐出教育界。咨议局亦进行纠举，呈请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予以逮捕。吴虞因此陷入朝不保夕的艰难困境。曾兰知道吴家叔爷最清楚公公吴士先的乱命丑事，便去求叔爷出面调解证明。叔爷闭门不理。曾兰跪求至天晚，仍无人理睬，只得饮泣而归。第二日，曾兰又去求五舅刘豫波先生。刘豫波被其所感，数次前往审判厅提供吴士先败家乱命的证言。吴虞一案才暂时搁置下来。于是，曾兰便去王圣游寓所接回吴虞。吴虞依然感到社会压力强大，心境极为恶劣，终日闭门不出，断绝交往，躲在书房狂读狂写，不分昼夜。曾兰心疼之，便对其好言劝慰，饮食起居照顾颇周，又常置时鲜小酒陪其小酌。吴虞心情渐宽。曾兰又拿出新近写就的诗文及篆体书法，请其品评，又趁其兴致，及时发问，并与之探讨究里，以期引起吴虞发表言论，以此消其胸中郁闷。吴虞的家庭悲剧和这次事件，促使他更加积极地反对孔教和家族制度，猛烈地批判封建礼教，特别是非孝。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吴虞在《警群》杂志上撰文“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为此移文各省逮捕吴虞，内有“就地正法”之语。一日，吴虞在书房写作时论，却怎么也找不到所需参考书，便叫曾兰帮其寻找。吴虞书房三面皆是高大的书架，藏书上万册，且未列书目，很难查找。平时吴虞所需之书，曾兰总会很快找到并放于书案，可今日寻遍书架也不见踪影。吴虞焦躁生气，将长期压抑于胸中的恶气与愤懑一股脑地泼向妻子，并恶语相加。曾兰始料不及，慌乱中跌下竹梯，顿时不省人事。吴虞和丫头急将曾兰救醒。恰在此时，省高等审判厅法官、留日同窗好友欧阳理前来透露臬台转来川督缉捕吴虞的批文，以及审判厅的拘签，并劝吴虞快逃。曾兰忍痛叫丫鬟收拾行李，并拿出银钱交予吴虞，催其快跑。吴虞被迫逃到双流县乡下，得到时为哥老会首领的舅舅刘藜然的庇护，才幸免为囚。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武昌起义成功，清王朝随之被推翻，成都军政府成立，清政府对吴虞的通缉令自然作废，吴虞获得自由。他从乡下回到成都。这期间，都是柔弱的曾兰带病料理家务，照顾子女。
1912年4月，曾兰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家妇女报纸《女界报》，并自任主笔，先后撰写了不少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女权，在四川妇女界中引起较大反响。吴虞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大讲女子权利问题。曾兰也作《女子教育论》，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女子备受极苛极繁的礼教压迫、束缚的黑暗情形，并详细介绍欧美、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经验。《女界报》在四川女青年中起到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启蒙教育作用，极大地启发了成都女青年的觉醒。同年5月，曾兰发表《女界报缘起》一文，猛烈抨击儒家男尊女卑的种种观点，主张学习西方，提倡女权，重视女子教育。吴虞对妻子的政治敏锐和出众的才华，既惊讶又感动，便主动帮她修改定稿，向报刊推荐。这对曾兰鼓励很大。
1914年，曾兰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孽缘》，描写包办婚姻造成的无穷悲剧，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1916年12月，曾兰又在《新青年》卷3期第4号上发表了《女权评议》的长文，锋芒直指孔子“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指出了妇女解放的具体内容，主张一夫一妻制，提出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应男女一律平等。曾兰的文章在成都产生了很大反响，使她成为成都最早提出妇女解放问题的人。
曾兰“为文谨严”，其《女权平议》，陈独秀采入《新青年》杂志；《女界报缘起》，王蕴章采入《妇女杂志》；《孽缘》，恽铁樵采入《小说月报》，流传海内。吴虞《曾香祖夫人小传》。曾兰写的大量提倡女权，抨击封建礼教的小说和评论文章，大多是她在带孩子的同时完成的。
1917年7月5日晚，军阀戴戡与刘存厚在成都混战，吴虞偕夫人曾兰避战乱于成都西门外万佛寺。此战，以川军刘存厚失败而告终。曾兰在避乱中感受湿气而得病，发作时全身寒战，气促齿击，大汗淋漓，谵语不息。2月。吴虞心中明白，曾兰此病是感受湿气与战乱刺激综合所致，便多方延请名医医治，终日陪伴病榻，侍奉汤药，照顾饮食起居。他在《示香祖》中说：“干戈粗定后，急病复沾中。药裹烦邻舍，壶觞忘主宾……庞公夫妇好，采药未须迟。”但是，为吴虞生育了一子九女，身体素来柔弱的曾兰，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1月19日病逝于少城栅子街吴虞家宅爱智庐，享年42岁，膝下?有6女。
曾兰去世后，吴虞十分悲痛，他将爱妻运回新繁，葬于龚家碾祖坟园。吴虞回到成都，悲伤过后，写下《悼亡妻香祖诗十二首》，登载于《蜀报》。其诗曰：“……当年苦-，小民尚能活。今尊为主人，仓皇弃家室。流离数百万，厥罪犯何律。嗟君欲逃死，古寺忍饥渴。”随后，吴虞又将其遗著编为《定生慧宝遗稿》共二卷，刊印出版。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成都，成都女青年被北平青年的爱国行动所感染，立即行动起来，勇敢地参加到反帝-中。同时，《国民公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和“妇女问题号”、《四川学生潮》、《威克烈》等刊物也连续发表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驳斥禁止妇女剪发，禁止男女合校等规定。除此以外，新繁学子刘弄潮也用笔名刘达，于1920年在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发表《雨夜孤灯》；1920年在《学生潮》第三期上发表《男女同校的我见》等文章，鼓吹男女同校；在《直觉》上同穆济波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刘弄潮因此受到一些报纸和守旧派的攻击。经过一段激烈斗争，男女合校、女子剪发、男女社交公开以及恋爱婚姻自由等，都部分地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来源：新都区地方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