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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第 [公元1859年-1898年,戊戌六君子]

407次  2020-08-23  分类 : 四川  清朝 评论(0)
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邨,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
祖籍福建省武平县,客家人,四川富顺赵化出生,系清初湖广填四川客家后人第七代。家贫,勤读,于光绪九年(1883)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任京官期间,虽生活清贫,但廉洁自律,一尘不染。敬业勤慎,政绩甚佳。公余闭门读书,不事权贵。尽管自己官声颇好,升迁无碍,但见国难当头,常自忧虑,以致缺眠少食。思救国救民之策,非改革弊政,兴新学、行新政不可。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赏他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政变发生,四章京及康广仁、杨深秀同被捕,于9月28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被杀害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人物评价
梁启超为之作传,康有为作挽联,称“孤旌特表六人中”。而其他人士,亦予其高度评价:“政府寮友见者,谓君子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 ”
人物小传
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合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赤子之心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国正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刘光第有一颗赤子之心,爱国的热情时时在他胸中翻滚奔流。当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刘光第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但传来的却是一个个清军战败的消息。刘光第激动了,要L书皇帝,贡献扭转战局、夺取胜利的方略。他明知自己位卑职低,上 书言事于法不允,但“缕缕愚忱,不能自已”。他奋笔写出内容很丰富的《甲午条陈》,抨击时弊,力主改革。除了要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之外,还尖锐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当归陛,乃得专图。”即要光绪帝不让慈禧于政,自己掌握权力搞好国家。他的上司见到这文字,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代奏,还申斥他说:讲这种话,轻一点讲是“标新希进”,要充军;重一点讲是离间两宫,挑拨帝后母子关系,要就地杀头的。
维新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逐渐走向高潮。康有为发起成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保国会”,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欣然前往参加。四月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下诏“明定国是”,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开始变法。七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在召见时,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对论详直,为光绪帝所赏识。次日,光绪帝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参与维新新政,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
这时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变法维新的参谋部。当时光绪帝变法之心甚切,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条陈多达数百起。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帝裁夺。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光绪帝颁布了“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举,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一系列诏书,以“决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朝廷内部斗争加剧。刘光第目睹“国脉一丝悬鬼手”的朝局,深感“亲贵握权,母后掣时”的严重性。他一方面憎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欲摆脱“当关老虎”,希望变法尽早获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中洁身自好。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曾谈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场风行的“炭别’一类贿赂,而在争权夺利的朝廷中处境困难的事。他说,军机处官员每年可分银五百两(贪婪者远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赔之数尚小,现在“每年须于赔五百金”。又谈到在为军机处领班的亲王做寿时,同僚们都去祝贺,惟他不往。他早有“罢去返乡井”的打算,只是苦于无钱,而“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变法尚有一线希望,自己又受到信住,因此“急切不忍去耳”。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罗织了很多罪状,谓之“叛逆”,上 书请杀。光绪帝交谭嗣同按条驳斥。谭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在一旁见了,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写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对于这事,梁启超后来专门谈过。他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慷慨就义
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袭击,将光绪帝软禁起来,并用皇上的名义发布诏书,开始大肆搜捕和-维新派。王天后,刘光第在军机处被捕人狱。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神态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刑狱因狱词未具,欲审不能,见此着了慌。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未加审讯,慈禧就下即行处斩之命。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文质彬彬的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异常顽强坚定。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受人尊敬
刘光第死后,乡人把他的灵柩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们都说“刘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银子百两而暗暗离去。
文学成就
刘光第自幼喜爱文学,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衷圣斋”为刘光第自命之名。经后人增补,共收录有包括家传、墓志、游记、杂感等在内的散文54篇,诗歌260首。据说刘光第常常是“积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说“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
刘光第最喜读杜甫、韩愈的诗,也擅长于作诗,其风格在韩、杜之间,题材以咏诵自然风光和感慨时事为多。他热爱故乡。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阁,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他留下的描写号称天下独秀的峨眉山的诗就有四十余首,其中《峨眉最高顶》写道:“白龙地上走轻雷,万瓦如霜日照开。诗客人天争秀骨,神僧埋地结真胎。三秦鸟道衣边接,六诏蛮云杖底来。南北风烟通一气,雪山西望是瑶台。”他漫游过许多地方,在他的眼底,瑰丽的山河就是祖国的化身,而祖国河山,处处使他激动。面对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蹂躏,他的心在痛哭。他在《上鲍爵帅春霆时方大修第》诗中写道:“将星耿耿钟夔岳,时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深沉地表达了在祖国危难之际的一颗与祖国同呼共吸的“臣子”之心,他的《梦中凡《遗愤》等诗,既对国外反动派的侵略本性以无情揭露,又对导致祖国倍受-的国内反动势力以诅咒,无不洋溢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治学严谨
刘光第治学严谨,“醇粹严肃”。为文学昌黎,说理透彻,“气骨森辣”,文笔洗练犀利。他还书法学颜真卿,练得一手好字,“时辈难于抗手”。
“刘君不死”
当刘光第的灵枢运回四川船过三峡时,沿江人民结队相送,各码头纷纷燃香设供,临江祭奠。沿岸纤夫,自动帮助拉船,有时多达两百余人。由泸州转沱江,到达他的家乡富顺赵化镇,家乡人民家家执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从全省各地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公祭文中有这样的话:“汉唐遗秽,邦国其怀!沟壑能填,白刃已蹈。”意即:慈禧真像日后、武则天那样乱国乱政,杀戮忠良,而为了正气,志士仁人甘愿洒热血抛头颅斗争下去。在那样的时代下,一个小镇的人民能这样自发地为刘光第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敢说敢言,既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壮举,也充分表明“刘君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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