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他是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徐特立 公元1877年－1968年，延安五老,20世纪湖南十大文化名人

著作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生平简历
徐特立(1877年—1968年)，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他是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

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四都观音塘（今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
1905年入长沙城宁乡速成中学，毕业后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后兴办私学（如梨江学校、长沙平民夜校等）。
师生情--徐特立与毛泽东
师生情--徐特立与毛泽东
1910年往日本考察教育，支持武昌起义，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
1913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
1919年-1924年6月，42岁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考察了比利时和德国的教育。
1924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
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
1928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参加了长征。在延安曾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谋长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
1934年10月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董必武、徐特立一起编入中央机关纵队干部休养连，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1940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职，后因身体原因请辞。
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人物经历
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体味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9 岁时，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欺压，凑钱让他读私塾。他读了六年书，又因无钱辍学在家，曾跟随一个和尚学习禅

宗。后来他在家劳动，又教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长沙办起师范学校，他考入该校读速成班，毕业后当高小教员，又应聘长沙周南女校。
1907年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时，徐特立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徐特立也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特立积极参加湖南起义，被推为长沙副议长，翌年又任省教育司的科长。他一身清正进入官场后，顿觉黑暗无比，不久返回教育界，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1919年，国内兴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年已42岁的徐特立也报名前往，成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在法国四年间，他边做工边学法语，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回国后，他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徐特立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并任教育科长，又在左派掌权的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任农工部长。同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在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时，徐特立却以50岁年龄入党。随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部队失败后，他决定同贺龙一起上山打游击，只是因病未能跟随，被派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他学通俄语后，系统研究了马列主义，并同吴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汉语拉丁化拼音。
1930年末，徐特立潜回国内，赴江西根据地，后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副部长（部长为瞿秋白）。1934年，他随军长征。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瞿秋


白在告别时换给他一匹好马，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据统计，长征两万里，徐老骑马不过二千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
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他庆祝60岁寿辰。毛泽东写信致贺，称徐老“今后还将是我的先生”。抗战爆发后，徐特立先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中共代表，1940年回延安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此时，他老当益壮，年近七十还参加了延安青年体育运动会的游泳比赛。1947年，中央为他庆贺70岁诞辰，毛主席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朱总司令的题词则是“当今一圣人”。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但是，他仍关心国事———“大跃进”时不表赞成，“文革”开始后又忧心不已。196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时，他守在电梯旁等毛泽东，想倾诉心中想法。毛主席远远看见他后，马上打招呼并想走过来，可惜被突然出现的一群高呼“万岁”的人隔开。徐老此后身体日衰，难以外出，于1968年去世。
积极求新
徐特立生于1877年，当时的中国正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世界形势来看，英、法、美等国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国内，清王朝即将走到尽头，对内政治腐朽，对外卑躬屈膝。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在湖南长沙县的农村，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整日劳累和生活的极度窘迫，使他初尝人世的艰辛。1886年，饱尝没有文化苦头的父亲东拼西凑了一点学费，将9岁的徐特立送进私塾读书。
在私塾读过的诗歌、古文中，明末清初学者朱柏庐写的《治家格言》和明代忠臣杨椒山感情充溢的遗嘱，对徐特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岁时，徐特立因家中亲人去世，必须自谋生计而不得不辍学。经过几年摸索，18岁时徐特立终于作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可以进步，又可谋生”。
于是，徐特立一边在家乡教蒙馆，一边“兼习科举”，苦读八股。但他反对考秀才用


的死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的劝告后，徐特立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他甚至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徐特立积极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写的那些针砭时弊、议论时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
1905年，清廷明令取消八股取士，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28岁的徐特立参加考试，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虽然后来因经济困难而又不愿接受富家子弟的资助而放弃了复试，但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他不再需要为生计担忧。然而，他并不安心于农村塾师的职 业，更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迥异于20岁以前主要为个人职业、家庭和前途着想，进而觉得该为国家民族分忧了。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家乡，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学习新的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在长沙城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等新知识和西洋史、东洋史等讲授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教育救国
随着立宪派组织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相继失败，徐特立逐渐认识到改良主义在


中国行不通，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于是，他向革命党人林伯渠等人了解革命形势，表示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在湖南还是黑云压城之际，徐特立约集一些进步教员，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
湖南光复后，徐特立担任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一心为新政权的建设出力。然而官场的腐败，使他很快感到失望和愤慨。他相继辞去省议会副议长和省教育司科长的职务，决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来改革人心，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他创办并苦心经营着长沙师范，并到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他的崇高品德、渊博学识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有志匡时救国的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逆境入党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国内，继续致力于湖南教育。他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长沙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精心治理三所学校，继续实践他教育救国的宏愿。


随着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何叔衡的建议下，徐特立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以图“一起来促进国民革命”。1926年12月，他会见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随后于1927年春回家乡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惊喜不已，他开始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于是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加入大革命的洪流。1927年3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绝了反动派对他的拉拢、利诱，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此，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定地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老骥伏枥
1949年3月，徐特立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

北平，先后参与国共和平谈判、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等工作。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庆他为之奋斗了近50年的革命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这年，徐特立已经72岁，在常人看来实在可以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却从不因年老而松懈。欢庆之余，他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面临的艰苦任务。他在《祝吴老（指吴玉章）七十大寿》的诗篇里写道：“……百年殖民地，从此永完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表现出他敏锐的眼光、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志愿。他对好友谢觉哉说，人一天没停止前进，就没有老，一旦停止前进就老了。为了勖勉和策励自己，他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
此后，徐特立不顾年事已高，仍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等的编纂工作，并继续以各种方式关心、指导教育工作：或报告讲演，或撰文著述，或视察调研，或接待来访，或书信交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懈地奉献着光和热。这位坚强的老战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与时俱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68年11月28日与世长辞。
徐特立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早已得到众多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