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秉藩（1902—1982）
字屏轩，扶风县法门镇七里桥人。幼时就读私塾，后投身军界。民国16～19年（1927～1930），先后任国民军湖北第一集团军第一师、第二十八师中将师长。民国19年（1930）在江西吉安加入国民党。民国20～21年（1931～1932）任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教官。民国22～26年（1933～1937）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大队长、支队长、总队副等职。民国26～30年（1937～1941）任国民军第三十四师中将师长。民国30年（1941）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寇俘虏，后任汪伪中央党校训练团干部总队长。民国32～34年（1943～1945），任汪伪湖北警务处处长及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民国34年（1945）日寇投降后，又充任国民党新编第七路军军长及第六战区长官部高参，公对此认为是有职无权，遂向蒋介石提出退职。同年12月被资遣回西安住闲至解放。
1949年7月间，公秉藩向我西安市-进行登记，1951年4月18日以国民党战犯被西安市-逮捕审查，1956年集中中央-，1957年12月解送陕西省公安厅关押。
公秉藩的主要罪恶是：从事-反人民活动达25年之久，曾逮捕红军战士、革命青年和无辜群众50余人，其中20余人被其部属和他亲自下令杀害。民国19年（1930）充任新四师师长时，奉令积极围剿工农红军总部，曾在湖北盐利战斗中使我红军伤亡数百人。在江西吉安亲自指挥修机场一座，因-有功两次获敌奖赏3万元。民国20年（1931）进犯我赣、粤、闽边区时所率匪部被我歼灭，公被我俘获后冒充士兵乘机逃跑，继续与我为敌；民国25年（1936）充任别动队一支队队长时，在陕西淳化、商县一带到处修筑碉堡，编组保甲，训练壮丁，在荆西公路一线多次与我地方游击队作战。围剿我军陈先瑞部，阻止红军北上抗日。民国34年（1945）被日寇在中条山俘虏后，任汪伪政府要职，出卖祖国，充当汉奸，为日寇训练 局长，了解我军太行山一带活动情况，积极为汪伪 政府效力。
解放初期，公秉藩对我一些政治运动，有积极拥护表现，如怕家庭反对土改运动，写信将其侄叫到西安，嘱咐在家服从政府法令，积极接受土改。1950年国家发行建设公债时他积极响应，把自己一部分住宅变卖，购卖公债3000万元（旧币）。抗美援朝时，把家藏商代古鼎一座（价值一万余银币）捐献政府。
公秉藩在收押管教初期，认罪不够，交待罪恶不老实，认为他“早已放下屠刀”。不服关押，先后散布了一些 言论，如说我“镇压杀人太多，太残酷”，“人民民主-是假民主，即光-，就没民主”等等。经过后期管教，确有悔改，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表示积极拥护，过去未作交待的罪行作了交待，并有了较深的认识。他在一检查反醒书中说：“我的 历史有20多年，罪恶多端，不论举其任何一件，都是死有余辜。唯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时代，才能给我以宽大、重新作人的机会，真是史无前例，恩重如山”。并对原来的错误认识和 观点作了自我批评。
公秉藩被我管押10年，经长期改造教育，认罪守法尚好，确改恶从善，1962年国家特赦获释，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人民政府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40元。公获释后，更进一步认清了前途，增强了改造信心，除补交待隐瞒的一些罪恶外，表示决心改恶从善，争取早日新生。他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十分关心，从1977年起，先后亲自撰写对台宣传材料8份。1980年被邀请为陕西省政协委员。1982年1月2日，在西安出席省政协四届四次会议期间，因病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