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1903～1936）
名景桂，字子丹〔后改名志丹），今志丹县金鼎乡芦子沟村人。祖父刘士杰系清同治年间（1862～1874）拔贡。父亲刘培基，清末秀才，曾作金佛坪民团团总张杰儒副官，金汤小学教员，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议员、常驻议员。志丹兄弟5人，排行老大。7岁时随父读书，后转入永宁山高级小学，民国11年（1922），考入榆林中学。志丹在共产党员教员魏野畴、李子洲启发下，阅读《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大纲》、《向导》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民国12年（1923），榆林中学成立学生自治会，志丹被选为主席。民国13年（1924）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4年（1925），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月，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学联代表大会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
民国14年（1925）秋，中共派志丹赴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初，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秋，随军北伐。冬，志丹被派往国民军联军马鸿逵部任-表兼政治处长。民国16年（1927）6月，国民党进行“清党”，刘志丹等30余名中共党员被扣押于开封。7月，在押解武汉途中，志丹等机智脱险，转入隐蔽活动。民国17年（1928）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驻陕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准备起义，并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前往许旅加强领导工作。5月初，渭华农民起义，成立崇凝区苏维埃。5月16日，刘志丹、许权中等率部开往渭南高塘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指挥。革命军进一步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摧毁当地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政权，在崇凝、高塘周围45个村子建立苏维埃政权。6月上旬始，冯玉祥调集约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指挥下，先后三次向起义军大规模进攻。刘志丹、唐澍身先士卒，率兵与敌激战。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刘、唐又缺乏指挥革命战争的经验，起义失败。同年7～8月，志丹等化装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渭华起义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主席，派赴陕北工作。志丹途经保安时，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中共组织负责人王子宜、曹力如一起，在永宁山整顿地方党团组织，建立起中共永宁山支部和共青团永宁山支部，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志丹和力如通过县长崔焕九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教育科长曹继芝（中共党员，后叛变）的关系，分别担任县教育科督学和永宁山高级小学校长，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同年冬，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特委代书记杨国栋慑于国民党残酷统治，主张只做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积极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应采取“白、灰、红”三种策略，即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改造土匪武装，建立工农武装。民国18年（1929）4、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撤销杨国栋的职务，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志丹为候补常委。
民国18年（1929）春，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主要从事兵运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登高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志丹即决定通过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领导权。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争取士绅们赞成改选民团，动员四乡父老在“要求罢免路团总”的条陈上签名；一面揭露路登高欺压百姓的罪行，鼓动群众找县长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并通过社会关系巧妙地提出志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一时间，“路登高不称职”、“刘志丹文武双全”、“罢免路团总，推举刘志丹”成为全县上下的呼声。志丹见时机已到，便让曹力如和王子宜拿着四乡民众签名的条陈去见崔焕九。崔焕九迫于民众压力，当场表示三天后在县高小校园投票选举团总。刘志丹随即召集支委开会，研究对策，分派曹力如、曹继芝联系政府职员和附近群众，王子宜、赵耀先组织学校进步师生，准备应付突然情况。选举日，路登高拉了一些绅士、团丁参加投票。王子宜也将学生带进会场，夹杂在群众中，帮助不识字的群众写票，暗示他们给刘志丹、曹力如投票。结果，刘志丹和曹力如得票最多，分别当选为县民团团总、副团总。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建立党、团组织，把民团改造成为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
民国19年（1930）初，赴陕甘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入骑兵师苏雨生部任16团副团长。后同谢子长入地方军阀谭世麟部，随部驻防在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待机起义，遭到张廷芝部偷袭而失败。刘志丹脱险后只身回到永宁山，在曹力如、王子宜的掩护下，赴绥德参加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刘志丹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副总指挥。9月，志丹回到保安，向永宁山党支部传达特委会议精神，研究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随后，在永宁山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武装，打着陇东民团骑兵第6营的旗号，到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奇袭太白，击毙驻守太白镇的陇东民团24营营长黄毓麟及10余名团丁，缴获长、短枪60余枝，骡马10多匹。此次战斗名震陕甘边，称为“太白收枪”。之后，志丹率这支队伍活动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队伍发展到200余人。
民国20年（1931）春，志丹奉省委指示，再度与苏雨生合作，任苏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身份暴露，志丹被捕，囚于彬县，部队被收缴改编。后中共组织通过杨虎城的关系营救获释。同年4～5月间，志丹根据省委指示，又打入平凉甘军新编13师陈珪璋部，利用地方军阀间的矛盾，在陈部开展兵运。陈珪璋明知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想利用志丹扩充自己的实力，对付其他地方军阀。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机以陈的名义在桥山南端宁县成立1个旅，号称11旅，自任旅长，人枪300多，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不久，志丹的11旅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7月，志丹与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收编赵连璧、杨丕胜、贾生才三股武装，终于组建了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队伍——南梁游击队，队伍逐渐发展到100余人。多次兵运失败的教训，使志丹认识到首先得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革命战争必须和当地群众斗争相结合，走“井冈山”道路。于是，他把部队拉到子午岭一带，一边坚持游击战争，一边建立根据地。10月下旬，志丹带领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和杨重远、阎红彦、师储杰、杨琪等率领的晋西游击队会合，到南梁一带休整。冬，转移至甘肃省合水县柴桥子。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在宁县和旬邑一带活动。
民国21年（1932）2月，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改编后，志丹离开部队赴省委汇报工作。随后在渭北搞兵运，不久返回陕甘边。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时，国民党军重兵“进剿”陕甘游击队，志丹主持总部会议，分析敌情，部署战斗。15日，志丹率游击队直取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511团2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枝。17日，连歼凤凰山守敌511团2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枝。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20日，向东挺进，半月之内经过5个县，大小战斗9次，获胜8次，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枝，粉碎了敌人“进剿”。7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推行“左”倾错误，对志丹等进行批判。这时，敌人调集3000余人，分3路对游击队开始新的“进剿”，情况非常严重。子长、志丹沉着应战，采取避锐攻弱的灵活战术，佯装撤退，在照金以西埋伏，诱敌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将其包围，趁拂晓大雾弥漫之机，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激战不到两小时，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活捉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余，给敌以重创。随即挥师北上，寻找新的战机。志丹在离开照金时，将他的特务队交给-带领，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9～10月，子长、志丹两次率游击队攻打保安县城失利，便将队伍撤到甘肃省合水县平正川的梢林地带，分散活动。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甘肃省合水县会合，根据省委指示，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成立红26军。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部队改编机会进行宗派活动，撤销子长、志丹的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志丹和杨重远虽然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志丹遭受不公正待遇，但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协助王世泰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军纪条例，并尽力维护部队团结，表现出坚强的党性，赢得部队干部战士的拥戴。红26军成立后，杜衡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只讲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被敌围困的照金中心区薛家寨。伤员无处安置，粮食供给不济，情况十分危急。
民国22年（1933）5月，杜衡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华重新开辟根据地。志丹坚决反对南下，他气愤地说：“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行毁灭。”杜衡不听劝阻，强令部队南下，自己却借故溜回西安。杜衡走后，汪锋担任政委，志丹任参谋长。部队已深入险地，进退两难，在蓝田张家坪被敌5000余重兵围困，只得分路轻装突围。在终南山一带苦战2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损失惨重。志丹带10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困在深山老岭里。后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货郎”，历尽艰难险阻，10月回到照金根据地。10月4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王泰吉。志丹回到照金后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0月中下旬，志丹和泰吉挥军北上，先后在合水县城、毛家沟门、杨家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讨论制定了改编部队、建立根据地和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先成立42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辖2个团500余人。会议还决定红军暂时撤离照金，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随即，志丹和王泰吉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在二将川会师，利用战斗空隙在二将川、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极大恐慌。民国22年（1933）12月，西安绥靖公署向保安、合水、庆阳等地守军发出命令，准备向根据地发动全面“围剿”。民国23年（1934）1月，王泰吉离开部队到豫陕边搞兵运，志丹改任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任政委。从2月至4月，志丹率42师在陕甘边迂回作战，9战皆胜。在南梁西部荔园堡歼灭张廷芝部300余人，又在三道川蔺家砭消灭张廷芝部1个连，在元城川五角城子歼灭谭世麟部1个连，特别是西华池一战，全歼敌17路军杨子恒部1个团部和2个整营及直属炮连，俘敌6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余枝，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骡马50余匹，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接着挥师南下，在三原、淳化、耀县一带开辟第三路游击区，终于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扩大了根据地。5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志丹任主席。他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在南梁附近的张岔村创办军政干校，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夏秋，刘志丹两次派部队到陕北，协同陕北游击队作战，还抽调一批干部和100多条枪补充陕北游击队。11月，在荔园堡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蒋介石调集驻河南高桂滋部和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军4万多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12月，志丹和惠子俊（陕甘边特委书记）率红26军2团和陕甘5、6游击支队赴安定，与陕北特委及谢子长等共商对策。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为书记。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因当时谢子长身负重伤，军委工作由刘志丹全权负责。志丹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全面部署反“围剿”战斗。红27军先和敌人正面接触，志丹率红26军北上，在横山全歼井岳秀部1个精锐连。5月1日，两支红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宣布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在志丹统一指挥和根据地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粉碎了陕甘宁晋4省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俘敌约2000人，缴枪3200余枝（挺），先后解放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从此，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庆、东临黄河约20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正规部队发展到2个师9个团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同年8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队和驻陕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分共10万余众，对西北红军进行规模空前的第三次“围剿”。志丹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乘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先发制人，同月中下旬，首先在东线绥德、吴堡一带击溃刚过黄河的阎锡山部2个旅，迫使阎部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横山驻敌。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刘志丹亲自起草《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率军南下迎接红25军。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25军、红26军和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共7000余人。红15军团成立后，海东、志丹即率部南下，10月2日在劳山歼东北军110师2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师长何立中，迫使瓦窑堡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逃往绥德。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
在反“围剿”紧要关头，“左”倾错误在根据地恶性发展，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斗争”和“肃反运动”。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志丹正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将志丹调离前线。志丹在途经安塞真武洞时，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说有一封给红15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志丹。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他和其他同志的名单。为了稳定大局，志丹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给通讯员，要他送往军部，自己准备赴瓦窑堡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扣押。后来，妻子同桂荣及5岁的女儿也被禁闭起来。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毛泽东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由“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11月将志丹等全部释放。毛泽东、周恩来一到瓦窑堡，就接见了刘志丹。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改编为红28军。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28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心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1936年2月，志丹和-率红28军东征。4月1日，志丹指挥部队由神木沙峁头渡过黄河，向兴县进军，沿途连获胜利。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战斗中，志丹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士向敌人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战友：“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停止呼吸。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致词。同年为纪念刘志丹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同桂荣（1905～ ），刘志丹之妻，与志丹同村，民国十年（1921）与刘志丹结婚。战争年代，积极支持丈夫革命，默默奉献，倾力抚养遗孤。建国后，关心下一代成长。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常委。
刘力贞（1930～ ），刘志丹之女，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