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耀东，别号照初，男，1891年农历12月11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杜永村（属今郭杜镇）。著名教育家、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前身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第一任校长。
郝先生的孩提时代，生活在中国传统的农耕家庭。父兄多以种田为生，唯二兄为前清秀才，在私塾任教。从懂事起，先生就为家里放牛，为父兄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九岁起开始在家乡的私塾读书，农忙时仍要回家参加劳动，从小就对农村生活有深切的体验，对农民的疾苦有直观的了解。1904年，郝先生就读于咸宁高等小学堂（现开通巷小学），据先生回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到交纳学费时，每次向母亲要钱，都要流许多眼泪。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的革命志士揭竿而起，积极响应。当时，先生正在西安府实业中学上学，由于政权的更替，学校暂时停办，先生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受时任秦陇复汉军都督府秘书长的实业中学国文老师李子逸先生指派，担任南城门守卫，后被调回都督府，做译电工作。先生晚上翻译电报，白天到由李仪祉先生主持的三秦公学留学预备科学习。陕西省考试选拔留洋学生，先生考取留美的三名正取之一，被派往上海学习英语。出国前，陕西政局有变，陆建章督陕，令未出国者停止出国，先生失去了一次留学机会，遂考入上海吴凇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毕业后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1920年毕业后第二次考取了送美留学资格。
先生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爱国-是在美国留学期间。
1920年冬先生到美后，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院学习，后又转入斯丹佛大学。在美国求学期间，有两件事先生印象最深，一件是先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件是直接参加爱国政治活动。据先生回忆：“我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19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这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选修了一门课，叫社会经济学。这门课的内容，系研究讨论下列一些问题：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等等。这时我初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并深深地相信社会主义最后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方法上很欣赏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即不流血的革命。”先生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是在1921年，当时美、英、中等九国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其中有要求日本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的内容。先生在美国西部联合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组织，强烈要求日本归还中国领土，并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反日宣传活动。
先生于1924年在斯丹佛大学取得教育硕士学位，后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从事了一年研究工作，于1925年回国。归国后先后在国立西北大学、安庆安徽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院校任教授。
1943年下半年，陕西的一些有识之士，预见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陕西各中学任教的许多外省籍教师，将大批离陕，所以力促当局建立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以解决将要面临的中学师资匮乏问题。当时，郝先生任教于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1944年7月，受陕西省政府之邀回陕担任校长，主持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务工作。
省立师专校址选在西安市北城崇廉路37号女子中学校址（现西七路西安中学）。创办之初，房舍简陋，图书、仪器严重不足，师生学习、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还经常发生学生断炊的情况。据1945年“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概况调查表”记载，当时师专有教室10间，学生宿舍25间，教职员宿舍30余间，其它用房10余间。另有办公厅一座9间，礼堂一座，操场一个。校园占地约30亩。郝先生为了解决办学面临的各种困难，四处奔波，筹措资金，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他办学民主，兼容并蓄，广泛聘请不同学术流派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其中不乏地下共产党员和有进步倾向的教师。建校时师专共设置国文、英文、史地、数学、理化五个学科，学制三年，首届招生268人，但专职教师只有7人，郝先生便从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院校聘请兼职教师任教。1946年，在郝校长多方游说下，师专购置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校址约100亩，并修建了181间校舍，办学条件得到一定改善。同年8月，在郝先生的主持下，省立师专汉中分校成立，分校开设国文、数学两科，招生100多名。学生一、二年级在分校学习，三年级转西安校本部学习。师专尽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不足，但在郝校长的领导和人格影响下，教学质量得到了应有的保证。
师专建校三周年校庆时，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教书的苦与乐》的诗，尽言心志。教书苦，既有劳作之辛苦，“舌焦唇敝，搜肠枯肚。”又有生活之艰苦，“妻寒不能暖，儿饥不能抚。”还有精神之抑苦，“洁身自好遭排挤，曲事逢迎得称许。”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广大教师的同情。但先生对教师这个职业还是充满感情和由衷热爱的，“教书乐，乐如何，满堂儿童笑呵呵。”看到渴求知识的后生学子，舌焦唇敝之苦烟消云散。先生深得“勤耕耘，慢收获”的奥妙，抱着对后学高度负责的精神，“精研讨，苦思索，百年大计细揣摩”，精心组织教学。看到“天下英才入网罗”，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他快乐呢？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的大专院校中，国共两党或秘密或半公开的斗争非常激烈。郝校长思想开明，虽身为国民党陕西当局委派的校长，但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活动并不热心，而积极参与民主政治活动。1945年上半年，中共地下党员王维祺主编的进步报纸《文化周报》为弘扬“五四”精神，抨击国民党的思想控制，推动陕西-，筹备在省立师专召开“五四”座谈会，国民党当局甚为震惊，派遣特务监视和捣乱。郝先生顶着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会议如期在学校召开，西安各届名流景梅九、关梦觉、李敷仁等参加了会议，郝先生在会议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1947年，西安进步学生“六二”-的前夜，国民党当局实行大逮捕，师专有13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当时，郝先生带领部分学生在南京参观，返校后，立即和国民党教育当局交涉，营救被捕学生，在各方力量的配合下，使学生悉数获释。国民党教育当局令郝先生在学校成立所谓“锄奸团”，以对付共产党，先生坚决予以抵制。当局给学校发送的-，先生交给有关职员，让其原封不动地保管起来，不予散发。对列入国民党教育当局黑名单的进步学生，只要先生探听到消息，都暗地里通风报信，促使其离校，以免遭逮捕。
先生同情进步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态度，国民党当局非常不满，便采取调虎离山之计，迫使先生于1948年8月辞去师专校长职务，迁任安徽大学教授。
解放后，先生在我校的前身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西安师院任教。1960年，西安师院与陕西师院合并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先生在教育系任教授直到1965年9月退休，主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此间，先生还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安市政协常委，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