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级(1902—1952)，字升堂，定边县石洞沟乡石洞沟村人，祖上任前清武官，父为光绪秀才。增级先后就读于本村私塾、安边高小学堂、山西运城省立中学、夏县景梅九办的平民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处长、参谋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及地方保安司令和行政专员等职。
民国14年(1925)高增级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北京爱国学生深感国难深重，非武力不能救中国，纷纷投笔从戎。高在一个与冯玉祥有交往的朋友推荐下，进入了冯办的西北军干部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在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部卫队师（师长韩调元）先后任见习少、中尉，排、连长，参谋长等职，其时参加了讨伐张作霖、吴佩孚的北伐战争。1929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军长梁冠英）任上校参谋长，军械处处长。1930年，参加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冯军失利，高所在部被改编为25路军，高任第三师参谋长。第三师缩编后，改为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高任参谋主任并兼615团上校团长。其时随部在鄂、豫、皖“剿共”，这里是张国焘、红军总司令邝继勋和政委徐向前领导的红色地区，蒋介石实施一石两鸟之阴谋，胜则可消灭共党，败则可借红军之力剪除异己，高识其阴谋，建议旅团长暗与共产党联络，保全实力，再待时机。部队不与红军正面交锋，只对地方一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恶势力给予严惩，争取民心。
1934年，高去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受训半年，蒋介石曾亲自给学员训话，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训练团主要培训“剿共”战略战术，培养-军事骨干。其时所在旅团已归卫立煌节制，卫当时为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高的615团担任司令部的警戒，驻防潜山、合肥一带。高因知识渊博又懂军事，卫十分看重高，卫赠高德国上好手枪一把、美国派克钢笔一支，高一直保存在身边，直到解放以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随卫立煌北上抗日，9～10月间高所在独立第五旅增援忻口战役，与日寇板垣第五师团正面作战，战斗很残酷，官兵伤亡惨重，高所在独立第五旅死伤4300余人，旅长郑廷珍战场阵亡，第9军军长兼前敌指挥官郝梦麟、54师师长刘家骥，因指挥独立第五旅作战亦牺牲于阵地。在战场危难之际，高增级战场受命为旅长，全权指挥战斗与板垣师团恶战28天，虽然最终忻口弃守，却大挫了日军锐气，也为后防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忻口弃守后，高旅退至太原、汾阳、临汾、候马一带，补充整修。1938年春，高担任临汾警备司令，保卫临汾、禹门口、船窝渡等战略要地，指挥韩候岭战役取得胜利，紧急转移了前方大批0弹药及重要军用物资。掩护卫立煌、阎锡山由禹门口西渡黄河。这次军事战略大转移关系整体战局，意义重大。阎、卫二位长官报告中央为其请功，蒋介石电令嘉奖并记特等军功一次。
1938年秋，高旅在晋西永和、石楼、隰县一带打游击与八路军林彪师长、徐海东旅长所部并肩作战。其间高对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工作十分欣赏和敬佩，在该旅也学习推行，收效甚好。但对八路军的不攻坚，不固守，敌来则走，敌去又来的战术，高不赞成，也不理解，认为是游而不击，只争政权，不打日寇。直至解放后在四川军大经过学习才认识到这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术，是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仅有远见而且非常正确。
同年秋，高率独立第五旅突破霍县、赵城的日军-，转进晋南之垣曲，归朱德总司令指挥。朱德路经垣曲，住高增级旅部数日，朝夕相处。朱总司令给高讲述新-和当前国内形势，高听后深受教益，对其以后的思想很有影响，在国民党军官中常常言论极左。
1939年，高随卫立煌进驻洛阳，任第一战区战地副司令，兼洛阳警备司令。当时，洛阳战时治安极为混乱，高因有卫立煌及高级参谋长郭寄桥的支持，严行法令，对洛阳特权阶层的不法行为和有害公益的不法份子一一惩治查办，以抗日非常时期，国难当头之日为理由，对有损国家民众利益的坏人坏事一一惩处，使战时洛阳秩序井然，百姓非常满意。
1942年，高桂滋向卫立煌请求调同乡好友高增级到该17军任副军长兼新编第二师中将师长。新二师在晋南垣曲、横岭关一带守御，日寇大举进攻晋东南，在中条山一战，17军损失惨重，军长高桂滋失踪数日，高增级身负弹伤二处，此后到西安医治休养，由于蒋介石对异己从事排拆打击，故使人心离散迫使一部分人如孙良诚投日做了汉奸，一部分人任其宰割，坐以待毙如高桂滋、孙蔚如等。此时高增级对形势前景心灰意冷。
1943年冬，17军西移陇东，由抗日转为对付共产党，-包围陕甘宁边区，高师驻防镇原、庆阳、合水、宁县一带。其时胡宗南主力部署于陕甘宁边区附近，准备对付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延安。高是陕北人，共产党利用其对家乡的感情和对蒋介石的不满，常常把大量边区急用物资从其管辖境内运抵边区。
1945年抗战胜利，高八年抗战在第一线与日军拼杀，本是抗战功臣，但其因并非蒋之嫡系，又因17军高桂滋早已经被蒋介石、胡宗南有所猜忌，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整编队伍将17军编掉，高一度在宝鸡闲居，因对蒋胡不满，曾与旧部及陕西朋友计划，在秦岭组织游击队，意欲瓦解胡军，不料蒋介石为了稳住高桂滋，调其为胡宗南副长官，高因投鼠忌器未敢举动。
1946年，高在卫立煌部的老上司高级参谋长郭寄桥主甘，其时被蒋编余的千余名军官闲居兰州，人称“军官队”，因不满蒋的对待，在兰州滋事已形成一大公害，政府极为头痛。郭委高主持平息，3个月之内不但化解了军官的不满情绪，并且都给了妥善安置，工作卓越，成为全国各省之冠。高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懂军事、会打仗、抗战时一直跟随卫立煌、郭寄桥左右，郭自然了解高，并与陶峙岳长官疏通，呈报中央请准将甘省的军事执掌权委以高增级。马步芳得知消息后，也速报马继元给中央，蒋因考虑到要利用西北马家力量而准请。郭深感马掌军权，他的主席日子自然不会好过。只得命高去甘肃省军事重镇天水执掌军政大权，授天水行政督察专员、天水保安司令、陇南警备司令及宝天护路司令等职，扼守陇南军事要地，以防不测。
高集陇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是陶、郭二位长官对高的信任，高在天水任上一不贪占，二不上绅十门子，对于治安则采取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曾枪决十匪恶霸10余人，对在公众场所为非作歹的兵痞、恶霸亲手枪击于当场者有两三人，以示警戒。使天水治安顿作好转。其时内战爆发形势已明，天水军事设施固若金汤，陶峙岳亲自视察指为甘省第一，予以奖励。
1949年，胡宗南大军入川，高兼新六军军长，留其垫后。其时，解放军彭德怀司令员、赵寿山主席给高来密函，意欲争取高反正，并指令高部袭击马步芳部队。高因其新六军相当部分是甘青两省的回民士兵，皆与马亲近，难以行动。另则高的思想也极为矛盾，又很注重晚节，因此按兵未动，赵寿山派定边老乡夏品山到高处策反，被高拒绝。天水撤退时马步芳令其破坏电厂、面粉厂、铁路、桥梁等主要设施，高拒不执行，不但没有破坏还严加保护，使天水解放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1949年10月，郭寄桥从台湾来电，命其选7000精壮官兵，在成都集结空运台湾，将编为120军。高即刻将家眷送抵成都，选精兵向四川方向撤退。12月底，军至四川贯山场时遭到解放军迎击，始知四川也早以解放，已无去路，旋命全军起义，自己却独自潜往成都。在成都与上司裴昌辉取得联系，此时，裴已起义，裴将高起义经过报告贺龙司令员，贺司令约请高参加晚会。在晚会上贺龙与高谈话，称赞高抗战表现不错，并询问高今后有何打算，并建议他先去学习，随即让参谋长写条子，介绍高到四川重庆歌乐山西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1年12月，甘肃省天水公安处将高增级从四川解回关押审查，不久因病住院。高因肺部弹伤复发，引起急性肺炎，于1952年6月3日病逝于天水医院，终年50岁。
1985年，甘肃省天水公安处与陕西省定边县-部落实政策，追认高增级为起义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