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字季鸾；笔名少白、一苇、榆民、一老兵。祖籍陕西榆林(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生于山东邹平。其父张楚林清光绪三年(18 77)考取进士，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病逝济南。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扶柩回籍，困窘异常，几不能举火。延榆绥道道员陈兆璜见其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即能撰文赋诗，便让他到道署与自己的儿子共同读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张在陈兆璜资助下，前往关学大师刘古愚在礼泉九嵕山下主持的烟霞草堂就读，学业大有长进。期间，他喜读《明鉴》《文献通考》，并抄读《通考序》和《方舆纪要序》等典籍，为后来从事新闻报刊事业奠定了基础。翌年春，入三原宏道学堂继续学习。
三十一年(1905)秋，张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堂补习日语，后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次年经井勿幕、赵世钰介绍，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留日学生创办《夏声》杂志，张被推荐为，积极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号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与此同时，他还与其侄张崇基创办《陕北》杂志，从此开始了他新闻报刊事业的生涯。清宣统三年(1911)初，张自日本返沪，任上海《民立报》记者。次年，经于右任推荐，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外交文牍事宜。他从南京拍发给上海《民立报》的有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4月1日，孙中山解卸临时大总统职务，张即离开南京，与于右任等在上海筹办民立图书公司。1913年，张和曹成甫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宋(教仁)案”发生后，他仗义执言，极力反袁，并揭露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善后大借款合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之一。北京《民立报》因此被查封，张也遭到袁世凯的逮捕，囚禁三个月。后经多方营救获释，著《铁窗百日记》，如实反映了狱中生活。嗣后，张返回上海，应胡政之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经常译载日本报刊的时论文章。他还兼任中国公学教授，讲授日语和外交史。1915年，张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撰文抨击袁世凯，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1916年袁世凯死去，张再度前往北京，主办《中华新报》。1918年9月，张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为满蒙六路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中华新报》被京师 厅封闭，张再陷囚狱。半月后经营救出狱，1919年南下担任上海《中华新报》总。1924年1月曾发表《列宁逝世》一文，赞扬列宁是无与伦比的“千古一人”。之后，他由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推荐，出任陇海铁路会办。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由吴鼎昌筹资并担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任总，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9月1日，《大公报》正式续刊。他在续刊号上发表社评，郑重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此后，他一直引领《大公报》同仁在实践这一方针。
自新记《大公报》续刊至“九一八”事变前，张的政治倾向是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对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和人物仍时时有所批评，反对蒋介石大肆-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径，对国民政府的某些弊政及-腐败现象，在一定限度内也有所抨击和揭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军侵占。“抵御日本武装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张对内联共，对外联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他对国民政府压制禁锢新闻-进行过多次 和斗争，直言不讳地提出过严厉批评，主张实行“能够发表的言论必须允许发表”的政策，不得任意扣留。1934年，《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曾突破国民党的-，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指明红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流寇”，曾引起极大轰动。《大公报》还连续发表范长江所撰报道红军长征行迹的通讯，使全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之后，《大公报》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使广大人民看到国家前途的曙光，激励了民族斗志。《大公报》的真实报道，与蒋介石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大相径庭，因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大骂张季鸾，而《大公报》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却与日俱增。
张自担任《大公报》总后，除续办《大公报》天津版外，还主持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的创办，从最初发行量不足2000份发展到9700余份，使《大公报》成为自成体系的有全国影响的大报。
张从未把办报视为向上攀援的政治阶梯和营利机关，经常以“不求财，不求名”勉励报社同人，并身体力行。他言论终身，撰写了大约3000余篇文章，所用的笔名有一苇、榆民、一记者、一老兵等。续办《大公报》后，文章概不署名。他对自己的文字从不自珍，既不留底稿，也无意搜集，许多读者投书请求他结集印行，都被婉言谢绝。张深感办报使命重大，后继乏人，因此尤以奖掖后学为乐。他甘当人梯，对后学多所提携，为他们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使他们迅速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张办报强调政论，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均有独特见解。他的《大公报》社评，文笔犀利、朴实，从不板起面孔训人，注意以理服人。因此，他的文章影响大，感人深。周恩来曾指出：“作总，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抗战时期，《大公报》因舆-正、服务优异，在亚洲新闻界独树一帜。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1941年度荣誉奖章，称“《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者”。同一天，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隆重庆祝会，《新华日报》赠送《大公报》贺联一副，文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张一贯轻财好施，乐于助人，而自己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著名记者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后，尽管他经济尚不富裕，仍对邵夫人祝文秀特别照顾，每月馈赠100元。这笔钱数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可观的。
张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涌现的最有影响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堪称中国新闻界的一代大师。他将自己宝贵的一生奉献给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在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941年9月6日他在重庆逝世后，国共两党政要蒋介石、毛泽东等和文化名人胡适、郭沫若等纷致唁电唁函，称颂他是“功在国家”的“一代论宗”；国民政府还颁布了褒扬令。公葬大典于张逝世周年忌日在西安南郊举行。1942年4月21日灵榇离渝移陕，重庆各界夹道祭奠。-审计部的同人，在灵前宣读于右任撰写的祭文曰：“先生之名，中外宣扬。先生之行，国府表彰。先生之嗣，蔚然光昌。先生之柩，安返故乡。先生有灵，来格来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