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树帜(1894～1977)字先济。湖南安福(今临澧)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放牛时经过村中私塾，常驻足谛听，心向往之。父母不忍违其意愿，勒紧腰带将他送往私塾就读。先生爱其才，嘱投考学堂。他发奋学习，先后以公费就读于常德第二师范、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在长沙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担任生物教员。1924年至1927年留学欧洲，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植物分类学。归国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1928年至1931年，曾组织一个大规模的生物采集队，深入广东北江瑶山、广西大瑶山、贵州梵净山、海南岛及湘西等地，采集了几万号植物标本和上万号鸟类、兽类及爬虫、两栖类动物标本，建立起动、植物标本室，购买了一大批研究动、植物的期刊、图书。他和他的同事刻苦钻研，编著出版了十多册生物学丛书，使中山大学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为德、法、英、日等国生物学界所熟悉。辛在采集中发现了不少动、植物和爬虫类的新种，其中经国内外学者鉴定，以辛氏命名的就有20多种。他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只要有心学习或有一方面才能的，都想办法给予帮助。后来成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古农学家的石声汉教授，华南植物分类学专家吴印禅教授，鸟类学家任国荣教授等，都曾担任过他的助教并由他送往国外深造。由于辛在华南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贡献，曾被推选为中国动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
1932年辛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1933年编审处扩建为国立编译馆，辛为首任馆长，主管全国图书编译出版工作。在此期间，他组织力量编译科学名词，统一科学名词，使中国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名词、术语规范化；组织编修《黄河志》《教育年鉴》等大型方志、年鉴；还出版《图书评论》，对已出版的书籍进行评论，荐优斥劣，推动图书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
辛认为陕西武功是中国古代农业的重要发源地，曾倡议在武功兴办农业院校。1932年末，他参与筹建设于陕西武功张家岗(今属杨陵区)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9年4月与国立西北联大农学院和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为西北农学院)，1936年7月筹备工作结束，他不顾当时西北条件落后，毅然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职务，担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后任西北农学院院长。他办学作风民主，每周定期到各系科和师生举行座谈，听取意见，并坚持清晨和学生一起做操。因此，他不仅对教学情况了若指掌，而且对教师甚至大部分学生也十分熟悉。当时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农业战线上的骨干，他们对老院长的这些事迹，至今仍津津乐道。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辛-于1940年离开陕西，到重庆任中央大学教授兼主任导师，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因0多病，辞去本兼各职回乡侍奉。居乡期间，深感澧水流域经济文化落后，遂说服各方兴办教育，并参与湖南省第十四中学、诩武中学和九澧中学的筹建。1945年，辛被推选为湖南省教育会会长。
1946年，辛出任兰州大学首任校长。他认为办好兰大这所有五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对于整个西北的教育事业至关重要；要把兰州大学办为西北教育的首府，就要处处着眼于西北教育的全局。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他首先抓院系设置，强调要办好兽医学院和藏语系、俄语系等，以培养发展西北经济、文化迫切需要的人才；其次抓教师队伍，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三是购置图书仪器，增添教学设备，兰大图书馆在短短三年内就搜集到大量中外图书期刊，藏书逾10万册，一跃而居当时西北各高等院校之首。当时的教育当局，拟将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也并入兰州大学。辛认为在西北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几所高等院校并存的布局，有利于相互促进，特别是保留并办好一所独立的师范学院，将在提供中等教育师资、保证高等教育质量上发挥重大作用。因而，力排众议，保全了这两所院校。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曾胁迫辛离开大陆。他不屈从于国民党的压力，决意留在兰州和全体师生一起参加护校活动。他的行动使兰州大学人心安定，没有一个人撤离，学校财产也没有受到重大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辛受命重返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他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培养农业人才，桃李遍中国。1951年，辛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西北分团团长，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后，他亲临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把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意带给了“最可爱的人”。随后，他兼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并被推选为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辛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性。他在全国政协会上的发言中，提出系统整理中国古农书的意见，并于1965年在西北农学院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室。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室克服重重困难，整理出数十种古籍，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他本人的研究成果有《禹贡新解》《我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史学家顾颉刚对《禹贡新解》评价很高，誉之为“博大精深”。1957年，辛以农业科学家身份应邀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对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他晚年对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水土保持问题极为关注，曾发表《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并主持编写《水土保持概论》。为了搜集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第一手资料，曾赴陕北、云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由于年过八旬，积劳成疾，当他从云南调查归来后就卧病不起，临终犹念念不忘《水土保持概论》的出版事宜。1977年10月24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