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士炎，又名赵光熙，1913年4月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新桥乡田垅村。
他幼年父母双亡，由伯父抚养成人。1927年7月，在白山高小毕业后，先在岳北板仓补习班学习。这时，北伐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他十分向往这铁马金戈的战斗生活，于同年随在国民党军界任职的伯父来到南京，先后考入工程兵学校和陆军大学，成了一名品学兼优的职业军人。
七七事变时，谢士炎在国民党将领陈诚部下当团长，曾率部在浙江衢州与日军一旅团激战几个昼夜，歼日军两千多人，日旅长亦被击毙。不久，他升任少将教官。1944年，他到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任参谋处副处长，后升任处长，曾以快速抢修炸毁的飞机跑道和成功地营救-跳伞的飞行员高志航、郑松亭的事迹著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谢士炎以第六战区长官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的身份，率代表团赴芷江受降。随后调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负责接收日伪军队的工作。他强烈反对“军统”利用接收敌伪财产之机大发“国难财”，得罪了一些当权者，被诬陷下狱，关了好几个月。他出狱后，住在武汉，穷困潦倒，一度靠朋友接济为生。不久，他被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孙连仲重新起用，到长官部任高级参谋。1946年，又调任军务处处长。
谢士炎虽受到孙连仲的重用，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日益不满，对在各地掀起的大规模的内战尤为愤慨。这一切，被他的好友、中共地下党员第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看在眼里。在陈融生的帮助下，他阅读了有关毛泽东的一些著作，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政治主张，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决心为之奋斗。
说干就干，谢士炎以实际行动与反动阵营决裂。在国共举行停战谈判期间，他秘密地把孙仲连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交给陈融生，这份计划很快由北平地下党组织送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叶剑英手中，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假谈判、真备战的阴谋。
半年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谢士炎入党，叶剑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在入党志愿书上曾这样表示：“愿为无产阶级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7年春末，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由北平迁往保定，改为“保定绥靖公署”，谢士炎任少将军务处长，继续参加孙连仲的智囊团——设计委员会的工作。
这一期间，谢士炎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以超人的胆魄，克服重重困难，向党组织提供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特别是保定绥靖公署的军事部署；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各地的情况及一些重要军事会议内容等，他都能完整而及时地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为华北、华东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这年9月24日，以马国勋为组长的国民党北平侦察流动小组费尽心机破获了设在北平东公街24号的中共秘密电台。敌人迅速逮捕了电台全部工作人员，抄获了许多电报底稿。电台台长李政宣经受不住考验，叛变投敌，供出了谢士炎活动的一些线索，并鉴定一些署名“刘福”的电报稿是他草拟的手稿。9月27日，谢士炎被诱捕，关进北平炮局监狱。与此同时，军法处长丁行、主任参谋石谅暨、参谋朱建国和赵良璋也相继被捕。
谢士炎在两个月的被审讯中，无论当局怎样对他进行威逼利诱，甚至声称只要他脱离共产党，就可官复原职，都没有丝毫动摇他的决心。
在监狱中，谢士炎同难友团结战斗，曾一度使看守班长取消侮辱和折磨人的“报数”制度，要求给政治犯改善伙食，允许做体操、下棋看书等。他鼓励难友们说：“不出两年，形势就会改变，我们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但他自己却下定了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
这年中秋之夜，谢士炎在铁窗前昂首望月，思念妻儿，提笔写下《中秋寄示彦元》的诗句：
“西风起兮铁窗寒，草木摇落兮梦魂不安；月华初上兮谁与同看，望铁窗兮泪阑干!”
然后他把诗稿一针一线地缝进衣底，以便牺牲后能传到亲人手里。
10月19日黎明，当看守打开牢门时，典狱长随即来到一号牢门前，拉长声调，高呼谢士炎及其战友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的名字。他知道就义的时刻到了。他镇定地整了整衣服，扣好风纪扣，从容地迈出牢房。他同战友一起带到看守所审讯室，由典狱长宣布国民党政府-军法局对他们进行秘密处决的执行书，然后问他们有什么话要说?五个人当场都写了遗书。他的遗书是四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起民主自由诗!”随后他们被戴上镣铐，从容地走向刑场——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广场的一片荒地。
临刑时，谢士炎面对刽子手的叫喊，拒绝下跪。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排枪响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草地……时年34岁。
(湘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