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秉才，又名何求，1900年出生在湖南省汝城县土桥乡永安村的一个贫苦农家。8岁开始读书，13岁进入汝城县云头书院(相当于高小)读书。勤学好问，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毕业后，回家务农。因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村里乡亲们有事都要找他帮忙，大家都叫他“小先生”。
1926年，汝城的农民开始翻身闹起革命来。何秉才从小就憎恨旧社会的不公平，梦想有一天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他在农-动中非常积极，表现十分出色，很快被乡亲们推选为村农会主席，他领导乡亲们对地主恶霸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27年，大革命遭到失败，何秉才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的艰难时期，坚持在粤赣边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28年2月，何秉才参加了湘南起义，战斗中，面对敌人的 林弹雨，毫无畏惧，英勇杀敌。192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2月，红七军从广西转战来到汝城，何秉才加入了红七军。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左腿受伤，后来很快感染化脓了，伤口痒痛得他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但是他仍然顽强地拄着拐棍跟着部队行军打仗。不久，他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于7月随红七军进入中央革0据地。
1932年，何秉才受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破孩，被扣上“改组派”的帽子，开除了党籍，调到中央苏区教育部任秘书。虽然蒙受冤屈，但他的革命信仰丝毫没有动摇，仍然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工作更加积极。他相信党，相信组织上会还他清白。他的诚恳朴实的作风很快赢得教育部长徐特立老先生的信任，并给予他许多鼓励和帮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何秉才被留在中央苏区办事处工作。1935年1月，在一次撤退中不幸被捕，判了15年徒刑，被关在南昌军人监狱。何秉才在狱中机智地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入狱后，何秉才与狱中的乔信明(原红七军第八十七团政治委员)、曾如清(原中共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巡视员)取得联系，并由乔、曾二人介绍，在狱中重新入党。他们以结拜“十兄弟”为掩护，秘密建立狱中党支部，由乔信明任书记，曾如清任组织委员，他任宣传委员，并在狱中先后发展党员30多人，领导“囚犯”同敌人周旋。
狱中党支部领导创办了“面盆报”，由何秉才任主编，把一些要说的话和重要消息，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写在面盆底上，利用“放风”时间，在“囚犯”中进行传阅，指导行动，鼓舞斗志。他们联合起来，要求监狱当局改进“肮脏潮湿，臭气四溢”的监狱环境，要求不许克扣“囚粮”、“囚款”，改善囚犯待遇，延长放风时间，改善囚犯伙食，并为此展开全狱-斗争。
当国民党-门派出“要员”到监狱调查此事时，何秉才挺身而出，向这位“要员”历数监狱-破孩“囚犯”的事实，迫使“要员”同意由监狱与“囚犯”各派代表进行谈判。经过他的力争，监狱当局-同意“放风时间由一个钟头增加到两个钟头，荤菜由每月一次增加到每周一次”。此后，监狱党支部部署的其它斗争，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何秉才却因此成了监狱当局的重点监视对象，不但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而且被带上脚镣 ，关进“黑牢”，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然而，他从来没有向敌人屈服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驻南昌新四军军部的营救，何秉才等终于获释出狱。
1938年2月，何秉才被中共中央东南局分配回湖南工作。5月，他被中共湘南特委派往汝城接任中共汝城临时区委书记。7月，又调任新成立的中共汝城县委书记。在汝城工作期间，他首先在进步青年组织的星光书店吸收了朱琦、朱秋、何海伦、何湘泉等入党，并成立了书店党支部，使书店成为县委的工作机关和通讯联络阵地。接着，他以星光书店的名义，组织了星光读书会。通过读书、报告会等形式，团结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当地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并先后输送了向大柱(夏兰)、胡代炜、范坚才等革命青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特别是星光读书会的工作，还受到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所写《在湘工作十个月的工作报告》的表扬。何秉才还创办并主编了《星光月刊》；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还组织了汝城青年剧团，到西乡、南桥、土桥、濠头等地巡回演出，深入群众，使汝城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1938年夏，中共湘南特委派来汝城工作的曹秋英在马桥被捕，何秉才很快得到了消息。为了粉碎国民党政府当局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他立即召开了县委会议，经过慎重讨论研究之后，决定以星光书店的铺保，与汝城当局交涉之后，终于将曹秋英营救出来。
9月，何秉才被指定为党在汝城的代表，他即以代表的合法身份，公开进行-活动。同年冬，他指派共产党员何作崖、朱秋分别竞选汝城启明和储能两校校长，然后对两所学校进行改组，招进一批进步青年为教师，使两所学校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1939年2月，又在这两所学校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并成立工学团、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通过它们在假期开办毕业生补习班，培训进步的毕业学生，先后发展了四五十名师生加入党团组织。同时，中共汝城县委还开办了一所免费的平民夜校，组织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4月，何秉才派出共产党员朱书诚、朱秋等人在津江村筹办农民生产合作社，挂出津江农民合作社筹备处的牌子，拟订合作社章程，办公地点设在朱氏宗祠群芳圃。这一举措，打击了土豪劣绅霸占侵吞公产公款的行径，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土豪劣绅对此十分不满，想方设法阻挠。何秉才领导群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使农民生产合作社成立起来，并在全县许多乡村得以推广。
5月，国民党当局在全县“选举”保长、甲长，何秉才按照县委作出“所有共产党员应尽一切努力和可能，打进国民党各级行政机构”的决定，部署并带领基层支部党员积极参加保、甲长的竞选活动，这一行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北乡、东乡、西乡有相当数量的保甲职位被共产党员拥有。在此基础上，群众抗征苛捐杂税的斗争也得以广泛地开展起来。
此外，何秉才特别注重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的培训工作。当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周礼到汝城举办党员训练班时，他亲自带领党员30余人参加第一期训练，使党员们的思想政治素养有了较大提高，随后，他又安排了一批党员参加第二期训练，这些党员后来都成为革命骨干。在发展组织方面，全县共建区委3个，直属支部5个，基层支部37个，党员发展到460余人，成为湘南特委所辖各县党员人数最多的县份之一。
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二次-0。7月，国民党县政府下令改组启明、储能两所学校，并将启明学校董事长何绍玉、校长何作崖和教师郭履?3人拘留。何秉才得知这一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在启明成立-委员会，组织学校师生和家长前往县政府-，迫使县政府释放何绍玉等3人。但是国民党当局-气焰越来越嚣张，到8月间，汝城县府又以“未经政府备案”为借口，公然查封了星光书店，解散了星光读书会。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何秉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想方设法减少党的损失。他根据湘南特委的指示，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及时调离原活动地区，未暴露身份的也一律暂时停止活动。9月，他自己撤离汝城前往桂阳县任工委书记。他同共产党员李斐以开设合利粉厂为掩护，在桂阳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40年，因母亲病逝，何秉才悄悄从桂阳回汝城奔丧，果然，国民党特务注意到了他的行踪，先后追捕三次，他均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智地脱险。1941年2月，他到达广东省乐昌县城，经地下党员朱琦(曾任汝城县委书记)推荐，改名何求，在广东城口任楚南同乡会馆副馆长，并以做纸生意为名，在广东的长江、城口、始兴、仁化一带进行秘密活动。
1944年10月，何子均叛变，随即与国民党省党部情报室特务刘美全阴谋策划，利用与何秉才的姨表关系，写信谎称他的岳母病危，将何秉才骗回汝城，当心急如火的何秉才匆匆潜回汝城时，国民党特务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何秉才第二次被捕入狱。一开始，汝城县长假惺惺地劝他“弃暗投明”，并保证他“前程远大”，但何秉才大义凛然，任其磨破嘴皮，不理不睬。敌人恼羞成怒，对何秉才进行严刑拷打，逼他招供，但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从何秉才嘴里得到一点东西。
1944年12月13日，北风呼啸，寒气逼人。何秉才被害于县城外沙乡鸡毛岭。
何秉才牺牲后，他的亲属和当地群众将他的遗体秘密运回土桥，安葬在永安村西坡山麓。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重新修整他的坟墓，墓碑上镶嵌着他的遗像。每逢清明时节，前往悼念的人络绎不绝。
(湘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