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每戡（1907～1980）
董每戡，永嘉横屿头村（今瓯海区潘桥乡）人。民国15年（1926）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民国16年，任北伐军第十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该年“四·一二”事变后，逃亡上海。民国17年年底，一度到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文学院攻读戏剧一年。民国18年底回到上海，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进步戏剧写作和演出活动。在这里结识了郑君里、赵丹等著名演剧界人物。
抗日战争起，他在湖南开展戏剧救亡宣传，在长沙组织了“一致剧社”，任社长。所创作和导演的三幕剧《敌》，曾多次上演，极富鼓舞性。后应田汉之邀赴武汉，在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戏剧工作。武汉失守后，他辗转西南的成都、贵阳间，担任过航空委员会直属的“神鹰剧团”和贵州教育厅“戏剧施教队”的编导，编导了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剧本；他还与侯枫、李束丝等自费出版《戏剧战线》月刊，以推进戏剧事业。
民国32年（1943），他受聘为内迁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他重返上海，先后担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上海剧专、大夏大学等大专院校教授，讲授戏剧和有关词曲方面的课程，并受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
他有10多年的戏剧编演实践，在又有了安定和良好的著作环境后，一展其生平抱负。他夜以继日进行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的研究和著述，先后写成《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简史》、《说剧》等长篇论著。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省文化局戏剧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调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戏剧史、外国文学史等课程，并指导学生排演话剧。此外，还积极参与广东的戏剧改革活动，对促进广东地方的粤、潮、琼、汉诸剧种的发展不遗余力。期间，还出版了《三国演义试论》和《琵琶记简论》，“简论”后与“西厢记”、“还魂记”、“长生殿”、“桃花扇”的论述，合编成《五大名剧论》。
其在宋元戏剧研究上的独步造诣，与同在中大执教、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甲骨文等卓有成就的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诸教授受到同样的尊荣，同列为国家高教二级教授。
1957年“大鸣大放”时，囿于长期揣摩舞台角色形象的董，竟将其面谱论中所谓“屠夫”、“寡妇”之论，渗杂在其鸣放言论中，这与他作为学者的身份是极端不相称的，而董对此亦引为毕生遗憾，事后他写给陈寅恪、詹安泰两教授的诗中说：“书生积-难忘，酒后常疏戒履霜。长日空怀心耿耿，连宵深悔视茫茫。浮名已被多言误，大错宁成致命伤?枕上排愁歌代哭，群蛙声里起彷徨。”
他在被错划成“极右分子”以后，离开中山大学。夫妻一同蛰居湖南长沙妻家垂二十年，其中还包括十年“文革”冲击，生活遭遇极尽艰苦，但仍坚持研究与著述。直到1979年5月，董夫妇被落实政策，回到中山大学。该年冬，他出席北京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董是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史专家、戏剧理论家和剧作家，是继王国维之后，抓住戏剧艺术的行动性、表演性特质，独辟蹊径研究中国古今戏剧的卓越学者。
中国学者系统研究戏曲，发端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王视戏曲为文章之一体，以文体角度阐述“曲”这一体的发展，以文体家的眼光，去判断元曲的成就。
董尊崇王的业绩，但他走的是与王全然不同的路。他认为戏曲本身既具有文学性，更具有演剧性。剧史家与其重视其文学性，倒不如重视其演剧性。他强调戏曲史本质上是戏剧史，不应该把它以“词曲史”看待。
再则他丰富了戏剧表演艺术，他的论著谈论所及，从最早的舞蹈、宋元词曲，到民国以后的话剧。从剧本主题、词曲内容、台词语句、唱做念打、无所不包。
1980年2月病逝广州。1999年，其遗作被汇编成三册《董每戡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