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 [公元1921年－1945年]

张露萍，又名佘家英、佘硕卿、佘慧琳、黎琳，1921年7月3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一个贫苦的私塾教师家庭，共有四姊妹。她的父亲佘泽安富有民族意识，常常给女儿们讲岳飞、花木兰、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希望她们长大后做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张露萍还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在崇庆师范读书的大姐被四川暂编师师长佘安民强娶为妾。二姐病亡，父亲因交不出“国防捐”被关进大牢。家庭的不幸遭遇，在张露萍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旧制度仇恨的种子。
1935年秋，由大姐资助，张露萍转学成都建国中学，改名为佘硕卿，次年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入成都蜀华中学读高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中国华北、华中地区，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成都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在成都祠堂街以“努力餐”餐馆老板的公开身份，秘密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其间，张露萍通过同班同学车崇英的关系，结识了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课余时，张露萍常常陪车崇英去车耀先的餐馆。她还如饥似渴地借阅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从中受到教益。久而久之，车耀先也了解了张露萍的内心世界。他经常向张露萍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励她投身到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不久，通过车崇英的家庭教师的介绍，张露萍在成都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她同队友们一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在成都的街头、学校、工厂都留下了这个青年学生的身影。
在车耀先革命思想和进步刊物的影响下，经过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宣传，张露萍的思想境界不断升华，她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心更加迫切了。一天，她坦率地向车耀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车伯伯，请你设法送我去延安吧!”车耀先虽然一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但他看到张露萍的思想已经逐步成熟，心里高兴极了。
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成都“抗敌后援会”的帮助下，张露萍同彭为工、周玉斌、刘革非等一批热血青年离开成都，奔赴延安，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途中，她改名为佘慧琳。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冲破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她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到达延安后，张露萍改名为黎琳。她勤奋学习，先后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陕北公学、“抗大”。张露萍天资聪颖，能歌善舞，是抗大女生队众口称赞的积极分子。每次学员-，同学们都总要推举她指挥唱歌，尤其喜欢她指挥唱当时在延安流行的抗日歌曲∶起刀枪干一场》。每当遇到这样的场合，张露萍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着那灵巧而有力的双臂，指挥着大家放声高唱，使整个会场充满着欢乐的气氛。就这样，那些活泼的同学就赠给她一个“干一场”的绰号。
1938年10月26日，经郑继斯、杨馨介绍，张露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她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在延安抗日文联从事秘书工作。其间，她与在马列学院工作的陈宝琦(即李清)建立了恋爱关系并结为伴侣。
1939年10月，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派张露萍回四川工作。她到重庆报到后，归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开始，准备安排张露萍通过其大姐夫的关系做川军的-工作。但由于当时南方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局重庆电讯处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为中共秘密党员，要他们把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来，极不安全，因此叶剑英决定把从延安派来的黎琳化名为“张露萍”，同张蔚林以兄妹相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特支书记，领导张蔚林、冯传庆从事秘密工作。直接领导和联系张露萍的是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曾希圣和雷英夫。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注意和怀疑，组织上在牛角沱赁了两间房屋，让张蔚林从军统局宿舍搬出来，布置一个特殊的兄妹家庭。
以张露萍为书记的地下支部成员，白天分头工作，晚上就在牛角沱秘密相会。在去南方局办事处的几条路上，人们不时会看到一位头戴法兰西绒帽，身穿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登半高跟鞋的年轻女士，她就是张露萍。通过她的手，把张蔚林、冯传庆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了南方局。不久，他们又发展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为中共秘密党员。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一天晚上，张蔚林正在值班，突然得知军统行动组凌晨1点钟要到天官府街14号搜捕我一地下党机关工作人员的情报。情况紧急，他借故请人代班，立即跑回牛角沱，把情报告诉了张露萍。这时，离敌人行动的时间仅有一个多小时，要跑到曾家岩去报告南方局，显然来不及了。张露萍叫张蔚林快去值班，她走出家门，迅速来到天官府街14号，通知地下党机关马上转移。当特务们按预定时间来到这里抓人时，却扑了空。
一次，冯传庆发出由戴笠签发的一份密电后，用了多种方法也未译出内容。下班后，他巧妙地带着电码来到牛角沱。张露萍、张蔚林他们三人，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试验，终于破译了密电。这是戴笠与胡宗南专门约定的密码电文，内容是戴笠派遣了一个特务小组潜伏延安，需通过胡宗南的防区，要他设法护送过界。延安总部根据张露萍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及时捕获了装扮为皮货商的特务潜伏小组。
戴笠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被共产党抓住了。他恼羞成怒，在办公室里像疯子似的乱踢椅子，破口大骂他的特工人员都是些无能的混蛋。他在纳闷，潜伏小组的行动是这么绝密，共产党又是怎样知道的呢?他怀疑身边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于是，军统内部的机要、电讯部门的督察加紧了。
1940年3月，张蔚林因工作不慎，烧坏了收发报机的一枚真空管。戴笠本来对张蔚林等人就有所怀疑，以此借口把他抓了起来。当时，张露萍经组织批准到成都省亲去了。在看守所里，张蔚林感到问题严重。趁看守不注意时，他离开看守所，跑到南方局汇报。南方局军事组的陈家康对他说，烧坏真空管是工作事故，不属于政治问题，并要他快回去稳住敌人。看守所发觉张蔚林不见，及时地报告了戴笠。戴笠立即下令在牛角沱搜查张蔚林的住所，发现他的住所里藏有军统分布在全国的秘密电台名单、张露萍用暗语写的一封信和赵力耕等人的入党申请书。当张蔚林从南方局返回看守所时，即被军统逮捕。
当晚，军统内部进行了大搜捕，两辆卡车突然开进电台值班大楼院内，一批全副武装的特务悄悄地包围了大楼。正在值班的冯传庆发觉是敌人来抓人了。他来不及通知战友，立即钻进地下室，通过防空洞钻出来，躲在草丛里观察动静。不一会，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等被敌人从楼上押了下来，冯传庆意识到是他们的秘密党支部暴露了。他迅速翻过墙头跑到南方局，报告了当晚在军统机关发生的情况。叶剑英听完汇报后，决定连夜送冯传庆渡过嘉陵江去延安，并告诉他沿途的联络点和暗号。为了冯传庆的安全，叶剑英把自己的古铜色皮袍送给他，同志们将他化装成商人模样，叮嘱他在路上要住大旅馆，进大饭店。第二天，冯传庆在途中的青木关被捕。
张蔚林被捕后，军统特务用张蔚林的名，电告张露萍速回重庆。张露萍由成都返回重庆，在两路口一下车就落入敌人的魔掌。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张露萍等七人被捕后，被关押在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由戴笠亲自主持审讯。戴笠妄图从这几位年轻人的身上打开缺口，把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在审讯时，张露萍等七人受尽了钢鞭、老虎凳、“鸭子凫水”、烙铁、灌辣椒水等法西斯酷刑的痛苦。虽然他们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他们坚贞不屈，使戴笠一无所获。一个月后，张露萍等七人被转囚于白公馆。
1941年3月，军统将张露萍七人同时转押到贵州境内的息烽集中营-。张露萍的监号为“253”，与徐林侠、宋振中(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黄彤光等难友同在义监。
息烽集中营设在息烽县城南六公里处的阳朗坝，又名“息烽新监”，对外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镇压革命者而专门设立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人间魔窟，军统称其为“大学”。监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排列，另设有一个特别监房。
1941年，戴笠派周养浩到息烽集中营接替何子桢的监狱主任后，按照蒋介石的“精神感化”主张，在息烽集中营进行“狱政革新”，处心积虑地使息烽集中营监狱学校化、犯人劳动化，将囚犯改称为“修养人”，解除镣禁，并把监房改为“斋房”，企图诱骗共产党人叛变投降。张露萍等七人在以罗世文为书记、车耀先和韩子栋(小说《红岩》中的“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为支委的中共秘密支部的领导下，同军统特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利用周养浩推进“开明”、“民主”的机会，以巧妙而曲折的手法写诗撰文，刊载在狱中创办的《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的倒行逆施。
在特定的节日里，息烽集中营都要组织“修养人”举行文艺演出，以显示其“狱政革新”的新气象。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曹禺的名剧《日出》的演出中，张露萍都是担任主角。尤其《日出》一剧，由于她仔细揣摩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加上扮相秀丽，窈窕潇洒，简直把陈白露这个人物演活了，搏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从此，大家为她起了一个“陈白露”的外号。
在狱中，张露萍关心难友和下一代。赵力耕由于受尽折磨，上肢出现瘫痪。张露萍通过传纸条得知后，卖掉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药送去。赵力耕收到药后，感激得热泪盈眶。她把在狱中参加劳动所得的一点“补给金”，托人买了一只肥母鸡养着。难友黄彤光劝她用来滋补身体，她却一直留着生蛋给“小萝卜头”和“狱中之花”作为营养品。
1945年7月14日早晨，义斋的女管理员张家启打开牢门，轻声叫道：“‘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释”。张露萍从张家启的眼神中看出了征候，这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从容地梳头、化妆，同难友们一一告别。“小萝卜头”抱住她的腿不停地喊着：“张阿姨，你不要走!你不能走啊!”张露萍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然后坦然地走出了义斋。她来到行李房，领出自己存放的皮箱，取出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穿戴上。在敌人的刑场上，她要再现当年在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时的战斗英姿。她拿出一支口红，要送行的难友黄彤光给她再化一次妆。黄彤光按过口红、双手发抖，担心张露萍此去是凶多吉少，禁不住用手绢擦着泪水。张露萍安慰她说：“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心里很明白，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
在刑车上，张露萍等七人见面了。这是他们战友在息烽集中营的第一次见面，而且是在敌人的刑车上，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刑车从息烽集中营的大门缓缓开出，向县城方向飞速行驶。车厢内，十几名军统特务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张露萍突然领头唱《国际歌》，她的战友们也跟着放声高唱。押解的特务们阻止不准唱，但怎么也禁不住。这悲壮激越的歌声，表达了英雄们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慨。
刑车开到离县城三公里处，突然拐弯开往快活岭军统被服仓库。到了仓库门口，周养浩欺骗说要装旧被服去重庆，叫张露萍等七人下车等一会。当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走下刑车迈上石级时，敌人从背后开枪了。张露萍大腿中弹，扭头一看，六名战友倒在血泊中。她怒视暴敌：“0!朝胸膛这里打!”接着，她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张露萍的凛然正气，吓得敌人惊恐万状。行刑队长荣为箴慌忙从士兵的手中夺过卡宾枪，朝张露萍连开几枪，党的好儿女张露萍倒下了，她年仅24岁。
张露萍等七人被捕后，他们在狱中的表现，党一时无法知道。1943年，延安开展“抢救运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却在一次会上无中生有地说：“黎琳叛变了!黎琳是叛徒，是军统特务!”于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横加在张露萍的头上，沉冤几十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中共四川省委有关部门和中共息烽县党史办公室、贵州省妇联等单位的多方协作，叶剑英、雷英夫也亲笔写了证实材料，终于查清了张露萍等七人在狱中的表现。1983年，中央有关部门为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七烈士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