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参加革命后用名一超，在东北从事抗日斗争时化名赵一曼。
一九0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曾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自学中医，为乡里看病。母亲兰明福，操持家务，共生六女三男，一曼排行为七。她八岁入“私塾”，学习成绩良好。十三岁时父亲逝去，由封建思想严重的大哥李席儒和大嫂周帮翰管家。
这时，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传播。一曼的大姐夫、革命青年郑佑之把当时的新思想带到了白杨嘴这个距离县城一百二十多里的深山沟里。郑佑之也是宜宾县人，任柳家乡高等小学校长。他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进行革命活动和发展团的组织工作，经常给一曼讲述革命道理，启发她觉醒，帮助她冲破剥削阶级思想的羁绊和封建家庭的束缚，还把《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送给她阅读。一曼被这些新书报吸引住了，她接受了新思想，眼界扩大了，渴望了解更多的革命道理。但管家的大哥大嫂却反对一曼阅读新书报。他们趁一曼不在屋时，把这些革命书刊搜出来，一把火给烧掉了。
一曼在家里自学受到哥嫂的限制，所以想离家到宜宾城里进学校读书。她向哥嫂提出后，遭到他们的反对。一曼忍受不了封建家庭对她的束缚，在郑佑之的帮助下，她把自己受压迫的苦痛写成一篇文章，题为《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用一超的笔名，发表在向警予主编的一九二四年八月六日出版的《妇女周报》上。她在文章中写道：“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围城中，受那黑暗之苦。”“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哥哥专横，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请全世界的姊妹们和女权运动者，帮我设法，看我如何才能脱离这个地狱家庭，如何才能完全独立？”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发表后，受到许多革命青年的声援和支持，当地团组织也同她建立了联系。
一曼在团组织和郑佑之的热情关怀与教导下，思想进步很快，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由郑佑之和何王必辉用通信方式介绍，经成都地方团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注：据中央档案馆“通字第一号”材料记载李坤泰入团时间应为一九二三年。——编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曼入团后，按照上级团组织的指示，积极在家乡开展宣传工作，准备建立团的组织和妇女群众团体。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白花场正式成立了团支部，一曼任支部书记。在团支部领导下，十二月十三日在曾家湾石板寺又召开了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大会，推选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团员）为会长，一曼名义上担任文书，实际负责会务工作。
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后，积极为妇女办事，受到妇女群众热烈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妇女会还在白花场办了一所义务女校，贫苦农民的女孩子和成年妇女，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一曼的革命活动，引起封建卫道者的仇恨。他们要李席儒对她严加管教，并尽快找个婆家嫁出去。在封建势力和兄嫂的压迫下，一曼在家里自学和开展工作都很困难。为此，上级团组织同意她脱离家庭，到城里去读书，团支部和妇女会的工作由李坤杰等人负责。一九二六年二月中旬，一曼趁哥嫂不在家之际，终于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进入宜宾县城，住到当时宜宾地委机关所在地武庙街郑家院子里。从此，她踏上了新的革命途程。
参加-
赵一曼到宜宾后，在团组织和团员郑秀石、郑奂如的帮助下，抓紧复习了数学、国文等课程，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宜宾第二中学）一年级二期第三班读书。在宜宾女中，她主动接近同学，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把自己订的《妇女周报》送给大家看，还给同学们讲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和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状。她说得悲愤激昂，同学们深受感动。大家觉得这个乡下来的姑娘很有见识，因而都和她亲近起来。她象一块磁石，把同学们紧紧地吸引和团结到自己周围，革命思想迅速在同学中传播着。
一曼在同学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她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五月四日宜宾学生联合会改组，一曼代表女中学生会参加学联，任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宜宾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她又当选为妇联常委会主席。
这时宜宾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宜宾团地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宜宾特别支部，部分团员转为党员。一曼因政治上比较成熟，又担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的重要职务，也转为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
“五卅”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恰在“五卅”运动一周年的时候，宜宾的大奸商李伯衡贩运的英国煤油由英国籍货轮“川北”号从重庆运来宜宾。宜宾党团组织和叙府外交后援会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通过学联发动学生，掀起一个“抵制仇货”的-。
一曼是这次-会的领导人之一。她按照党的指示，和其他党团员一起，积极在同学中进行宣传动员，说明贩运“仇油”就是帮助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一定要坚决抵制。六月九日学联通知各学校举行-，发动学生赶走这只“仇轮”，不许它在宜宾靠岸。一曼带领女中学生，冒着大雨跑到南门外金沙江边盐码头，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们一起高呼口号，并向油轮投掷石块，使油轮不敢靠岸。李伯衡雇了几只小驳船，企图偷运油桶上岸。一曼和同学们发现后，鼓动搬运工人，把油桶扔到江里。李伯衡偷运不成，就买通城防司令辜勉之派兵镇压。辜勉之以“调节”的名义召开各界代表谈判，却乘机下令扣押了谈判代表。这件事激起了爱国师生的义愤，党团领导小组决定发动各界群众掀起全市性的反帝爱国的斗争。一曼组织学生上街--，码头工人、店员和市民也加入-行列，整个宜宾城都愤怒起来了。学联还用快邮代电，向省学联和全国学-会发出呼吁，请求声援。辜勉之迫于形势，释放了被捕代表，所有“仇油”折价拍卖。学生的爱国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反动当局对带头参加-的学生进行报复，下令把赵一曼等十三名女中学生开除学籍。党团领导决定组织“退学团”以示反抗，一曼正确执行了组织决定，领导女中中学部的三个班学生宣布退学，迁到禹王宫去住，并派宣传队上街讲演，散发传单，揭露反动当局破孩学生的罪行。
这时，北伐革命军已经打到了武汉，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宜宾，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公开成立，一曼当选为县党部第一届妇女代理部长。我党用县党部的名义，在宜宾市将军祠（今市立医院院内）创办了一所中山中学，安置因参加-被开除和不满反动当局而自动退学、转学的学生。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山中学正式开学，一曼进入该校女生部继续读书。开学后不久，适值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生，党组织为了培养一曼，同意她去投考该校。一曼从此远离家乡，走向更广阔的革命天地。
在白区做秘密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曼考入设在原武昌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女生大队。她在军校的紧张生活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也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但由于学习、训练劳累，三月间她原有的肺病又复发了，学校把她送进了医院。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一曼听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非常气愤，不顾病弱的身体，从医院跑回学校，参加了军校学生编成的独立师，开赴纸坊前线迎击夏斗寅叛军。平叛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形势仍不断恶化，军校被迫停办。“七一五”以后，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脱下军装，转移到上海。九月间，党组织又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她被编入相当于中学水平的第六班，学生证号码是八0七。在这里，她和在大学班学习的原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共党员陈达邦接触较多，并产生了爱情。一九二八年四月间，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由于学习过累，一曼的肺病又加重了，而且怀了孕，身体非常衰弱。党组织考虑苏联寒冷的气候对她的病情不利，同时国内又急需妇女干部，便决定让她提前回国工作。一曼服从组织安排，离开莫斯科，于一九二八年冬回到上海。
赵一曼回国不久，党组织派她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为进出四川转运文件和护送干部。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一曼即将临产。可是就在这时，房东老太婆却撵她搬家，并把房门锁上不让她进屋。原来宜昌这一带有个风俗，妇女在哪里怀的孕，孩子就得生在哪里，不是在他们这里怀的就不能生在这里，否则不吉利。赵一曼被房东撵了出来，无处安身，眼看孩子就要生在街上。此时，隔壁一位好心的搬运工人收留了她，腾出自己的半间棚子，并让他的妻子护理接生，一曼才得以平安的生下孩子。她生了一个男孩，取个乳名叫“宁儿”。不久，因组织暴露，一曼抱着未满月的婴儿，坐船潜回上海。
同年秋，党中央又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一九三0年一月下旬，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一曼深夜抱着孩子跑到郊外，钻进一个稻草垛里躲避。她想尽快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组织被破坏情况，以便营救被捕同志。因此，天一亮便上了路。沿途讨水要饭喂孩子，晚上才走到赣江边。当时她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只得把陈达邦送给她的怀表拿出来做船钱，并经过许多艰险，才辗转回到了上海。
在紧张的工作中，她感到带孩子实在不方便。她同当时在党中央工作的陈达邦的堂妹陈琮英商量，决定把孩子送到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里抚养。四月间，一曼去汉口，把孩子放在陈家。返回上海后，被分配在中央机关工作。此后，他们母子再也没见过面。
奋战在抗日前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赵一曼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三二年春，赵一曼来到沈阳，在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纱厂做女工工作。同年秋党又派她到哈尔滨，先任满州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一九三三年十月又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她曾参加领导一九三三年春天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她还两次去海伦巡视工作，并与中共海伦县支部书记李辉、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孙玉久等一起，组织队伍袭击当地伪自卫团，击毙团总国占山等十余人，有力地推动了哈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赵一曼经常与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同志接触，还给他们讲过政治课。她自己有时也写些文艺性作品，在总工会办的-《工人事业》上发表。据熟悉赵一曼的方未艾回忆，她有一首题为《滨江述怀》的旧体诗，写得气势磅礴，充满革命豪情，读了使人振奋，深受鼓舞。这首诗的诗句是：“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一九三四年春，哈尔滨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州省委决定赵一曼转移到外地工作。七月间，她到了哈尔滨东南山区的珠河（今尚志）县抗日游击区，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她在发动群众、建设和保卫珠河根据地、支援游击队打击敌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赵一曼来到滨绥铁路南的三股流根据地。东北农村生活习惯和江南有很多不同，但她尽力克服各种困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她一面在群众家里帮助妇女烧火做饭、看孩子、补衣服，一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很快把抗日妇女会组织起来，并领导妇女们给抗日游击队做军衣、军鞋，站岗放哨，送情报、运给养，支援游击队打仗。她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珠河县城，把地下党从伪军手里买的十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装在大粪车里，巧妙地运到城外，用来武装游击队打击敌人。
一九三四年秋天，日寇调动大批兵力对珠河游击区进行疯狂的大“讨伐”。赵一曼的工作更加紧张，几乎整夜不睡地在各个村子里活动，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这时她的脖子上长了一块疮，疼得抬不起头来，由于敌情紧张，在群众家里住不下去，就到游击队的流动医院去治疗。这个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助手，伤员有十几个，没有固定住处，天天转移。赵一曼到医院后，主动担负起医院的政治和护理工作，还帮助站岗放哨。有一次医院被敌人搜查非常危险，赵一曼机智地和伤员们躲到屯子边一块刚割倒的大豆地里，身上盖着“豆铺子”，没有被敌人发现。
一九三五年春，县委决定派赵一曼任铁北区委书记。她深入到滨绥铁道北侯林乡一带，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侯林乡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队。她指挥这只队伍，在关门嘴子伏击了前来“讨伐”的日军，获得了胜利。这支农民自卫队越战越强，后来改编成地方游击连，有时配合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部队作战。同年秋，珠河根据地遭到敌人的残酷烧杀，三军主力部队向方正、勃利、汤据一带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县委决定赵一曼带领的游击连编入三军一师二团，由她担任团政委，率领二团留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由于根据地被敌人破坏，部队的生活很艰苦，赵一曼特别关心和爱护战士。一到休息时，她就一边给战士们缝补衣服，一边和大家谈心，讲革命斗争故事，鼓舞战士们的斗志。战士们都很尊敬她，爱戴她，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
负伤被俘坚贞不屈
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二团所处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困难。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赵一曼和团长王惠同带领五十多名战士在铁北左撇子沟附近被包围。我军虽英勇奋战，击毙日伪军三十多名，但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损失：突围时队伍被打散，王团长负伤被俘，赵一曼左手腕负伤。她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战士老于、十六岁的妇女会员杨桂兰及交通员刘福生等五人，潜入小西北沟一间空房子里养伤。后被特务探知。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敌人包围了他们的住地，战斗中老于和刘福生牺牲，赵一曼左大腿骨被打断， 昏倒被俘。敌人抓来两名群众，用一架梯子把她抬下山，然后换了一辆牛车运往县城。赵一曼躺在车上，棉裤都被血浸透了，大车每颠一下，伤口就是一阵剧痛，但她紧咬着牙不呻吟一声。车进城后，赵一曼抬起头，对街上的群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敌人把赵一曼和杨桂兰临时关在伪县公署警务科里。赵一曼叮嘱杨桂兰，让她只说是赵一曼找来侍候伤员的，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由赵一曼承担。敌人查不到实据，在关押了二十八天后，小杨终于被释放出去。
当时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正在珠河县谋划搜捕我抗日人员，他见赵一曼伤势很重，怕她很快死去，就连夜进行审讯。赵一曼编造了一些话回答敌人。而当大野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时，她忍着伤痛，义正辞严地痛斥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民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大野没问出口供，就不断地折磨赵一曼，用马鞭子抽打她左腕的伤口，又用鞭杆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赵一曼疼得死去活来。但不管敌人怎样威逼利诱，她丝毫没有动摇。每次审讯，她总是坚决地回答敌人说：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运动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敌人感到对赵一曼这样坚强的人用刑是不会得到什么的，于是便加紧刑讯其他被关押的人，这才初步认定她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对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敌人怎肯轻易放过！五天后，她被带到哈尔滨，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看守所里。
逃走和再次被捕
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研究了大野审讯赵一曼的情况，知道赵一曼腿部伤口已经溃烂化脓，生命垂危。为了得到重要口供，他们于十二月十三日夜里把赵一曼送到了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为赵一曼治伤的张柏岩，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医生，他对赵一曼治疗特别认真。三个多月后，赵一曼的腿伤好转，已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敌人见她伤势好转，为了便于审讯，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把她从人多的大病室转移到单人的第六病房二号室。赵一曼感到这个环境很有利，想利用这一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同情者，万一有机会还可以逃出敌人的魔掌，继续从事抗日斗争。
赵一曼根据几个月的观察和接触，认为三个看守警察中，老实正派、有民族感的董宪勋是可以争取的。于是她便主动和他谈话，激发他的爱国心。赵一曼向他讲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事迹和革命道理，经过二十多天的时间，终于把他争取过来，同时，赵一曼对看护她的女护士、十七岁的韩勇义也进行了爱国思想教育，很快也把她争取过来，然后他们三人聚到一块，誓约一定共同行动，一切听从赵一曼指挥。
这期间，敌人又对赵一曼进行审讯，不断地毒打她，折磨她。但赵一曼仍就没有低头，她的坚强精神深深地教育着韩勇义和董宪勋，他们更加关心她、爱护她，决心帮助她早日逃走。经过周密的研究和准备，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夜里，韩勇义和董宪勋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雇来的小汽车，开到郊区文庙附近。下了车，赵一曼又坐上了事先等在这里的小轿子，于第二天早晨来到阿城县境内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董元策家里。经董元策帮助，当夜他们又坐上该村群众魏玉恒的马车上奔往山区寻找游击队。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敌人发现赵一曼逃走，立即撒开人马，四处搜查。他们知道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行走，必定得坐车，于是对汽车、马车加紧盘查，总算找到了送过赵一曼的白俄司机。按照这个白俄司机的供述，特务又调查了道外轿铺的轿夫，终于知道了赵一曼逃走的方向。六月三十日早五时，赵一曼乘坐的马车来到离游击区只有二十多里的李家屯（一说王永汉屯）附近，被敌人追上。刚离虎口的赵一曼，又落入敌人魔掌。
从容就义
赵一曼等被带回哈尔滨，关进市警察厅刑事科的拘留所里（今东北烈士纪念馆院内）。警察厅特务科的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林宽重（外号林大头）亲自出马审讯赵一曼，凶手们施用了各种酷刑：用铁条刺她腿上的伤口，往她的嘴里灌汽油和辣椒水……但赵一曼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受赵一曼影响教育的董宪勋、韩勇义，被捕后也都表现得很坚强，董宪勋受刑过重死于狱中；韩勇义在被审讯期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后被叛了徒刑四个月，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期满出狱。
经过一个月的审讯，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七月末，伪滨江省警务厅决定把赵一曼送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八月二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反而更加平静。敌人在一份“报告”材料中记述了赵一曼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情景：
“在押送的中途，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她希望给她的一个儿子写遗言，从押送的职员处要了笔纸，写了如下的反满抗日之遗言书：
‘宁儿！
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牺牲的前夕 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到了珠河县，敌人把赵一曼又放到一辆马车上“游街”，妄图以此威胁我爱国群众。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她激昂地唱起了《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高高举起呀！血红旗帜，誓不战胜，终不放手。……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在小北门外敌人刑场上，人民的好女儿、杰出的爱国者赵一曼壮烈地牺牲了。她热血洒地，壮志烛天，以三十一岁年轻的生命火炬，为儿孙后代照亮了永远前进的征程。
人民怀念赵一曼，永远赞颂女英雄。新中国诞生后，赵一曼的英名传遍全国。她的光辉事迹首先陈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哈尔滨人民把她战斗过的一条街道“山街”改名为一曼大街，以志永久纪念。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何香凝，陈毅等许多老革命家都为赵一曼题过词。郭沫若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也为纪念和歌颂赵一曼题写了充满革命热情的诗章：
蜀中巾帼富英雄，
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
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
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
珠河亿载漾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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