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竟舒(1903-1932），四川武胜县中心镇秀观片人。原名舒祖述，又名舒渤、舒适。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4军11师政治部主任。
舒竟舒生于乡间颇有名望的私塾教师家庭，占田百余挑。他从小就仇视封建家庭和旧社会。1920年春，舒竟舒考入合川县立中学，得到进步教师张从吾的器重，被指定为十五班的班长。是时，舒竟舒读到《新青年》、《向导》等书刊，一些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文章对他震动很大，为表达自己对苏俄的敬仰，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改成竟舒(“敬苏”的谐音）。
1923年秋，舒竟舒组织过200名同学，反对合川驻防军阀无理撤换合川县立中学校长职务的学潮。失败后，他愤然西上成都，到四川机械厂做工。
1924年初，舒竟舒在成都先后结识了中共四川省党组织负责人杨闇公、廖恩波等，在他们的教育下，舒竟舒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组织工人运动，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血汗。
1925年6月，“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成都，为声援上海的工人运动，6月21日，成都举行万人-，当时舒竟舒在会务组，担任纠察。会后又参加了大-。
1925年底，中共党组织派遣他到重庆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受中共重庆地委之派，赴合川筹建中共合川县委和国民党合川县党部(左派）。舒竟舒到合川后，通过原合川中学教师的关系，应聘到合川县城关小学任教。他广泛深入社会，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发展中共党员。党员由原来的十几人发展到30多人。
1926年8月，中共合川县委成立，舒竟舒任合川县委书记，并兼团县委书记。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他会同国民党合川县党部(左派）筹委会，在县城召开声讨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罪行的群众大会，在合川掀起反帝运动的高潮。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笼罩四川。4月初，舒竟舒根据中共重庆地委的指示，转移武汉。在武汉，他参加叶挺独立团反击军阀夏斗寅部的战斗。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共产党人，舒竟舒被迫南下广东。
1927年9月，舒竟舒在广东兴宁县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兴宁暴-动，暴-动队伍组建为广东革命军12团，舒担任教练官，带领部队整训操练。12月，中共兴宁县委建立，舒竟舒任县委委员，主持宣传工作，并与马少援等人负责编印县委机关报《红旗报》。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夏，舒竟舒辗转来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9年，为加强红军队伍建设，舒竟舒作为政治干部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郭申述为特委书记。红11军改编为红1军，许继慎为军长，周维炯任2师副师长。舒竟舒任团政治部主任，跟随周副师长在皖西、豫南一带打仗，准备向武汉方向发展。他们带领红军在英山、独立、漕河等地的著名战役中歼灭了大量敌人。那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鄂豫皖苏区也深受其害。长江总行动委员会按照党中央下达的《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案，责令红1军要不惜牺牲地向京汉线出击，攻中心城市，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许继慎、周维炯、舒竟舒等对其错误战略方针，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均未被采纳。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向根据地发动了规模较大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舒竟舒跟随许继慎等带领的红1军，东击皖西，全部收回失地。许军长配合兄弟部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1月中旬，红1军和红15军会师，合编为红4军，军长邝继勋，副军长兼参谋长徐向前。该军下辖四个师，其中11师师长是许继慎(后为周维炯），舒竟舒在该师任团政委。2月下旬，11师在双桥镇战役中取得了一次空前的大捷。
1931年4月，王明派其心腹张国焘当“钦差大臣”到鄂豫皖根据地中心区——新集去“改造”那里的党和红军。5月1日，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成立，张国涛任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为分局委员兼副主席。张集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到根据地就施行其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但也很快遭到许多红军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6月初，在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张国焘与许多红军领导人(包括许继慎、舒竟舒在内）存在着严重分歧，发生争论。因此，张国涛对他们怀恨在心。这个月内，张国焘以改造红军成份为名，加紧内部肃反工作，一次就杀死了六安和霍山两县的优秀党员和红军干部200余人。从此，他便在红军内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月底，在他的疯狂打击破孩下，许继慎(师长，皖西军分会主席）、周维炯(师长）、吴荆东(师政委）、王培吾(军政治部主任）、熊受喧、魏学贤、黄刚等许多位红4军中的优秀指挥员，均被张国涛用“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罪名，予以杀害，他们白白地惨死在这个隐藏于党内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张国涛的屠刀之下，真是可悲！
1931年11月，红4军升编为红四方面军，舒竟舒任11师师政治部主任(师长王树声）。
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不仅有他的荒谬理论，而且还有他随意整人的残酷手段。他炮制的谬论，一叫“逆我者亡”(凡是给他提过意见者皆受处分或遭杀戳）；二叫“知识分子必坏”。张国焘说，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时，也是动摇的。因此，他说：“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必然就要杀掉。”这就是张国焘的臭名昭著的混帐逻辑。所以，多数知识分子都被列在他要杀的黑名单上。通过查家庭出身和学历，一些家庭成份不好或稍有点文化的干部，不问青红皂白，都逃不出他的魔掌。无论在鄂豫皖苏区，还是在尔后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中，他总是大搞“指名逼供”。“提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反动，苦打也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其手段极其残忍。
在王培吾、许继慎、周维炯等军师级干部被张国焘“肃掉”以后，1932年，他大搞株连一片，采取上下结合，顺藤摸瓜的手法，继续深入“肃反”，发动士兵任意检举揭发，于是，一时被张国涛逮捕关押和杀害的排级以上的红军干部，竟在千人以上。一贯坚持正义的舒竟舒，不仅是多年跟随张国焘不满的许继慎、周维炯、曾中生、邝继勋、徐向前、王树声等-南征北战，关系较为密切的人，而且又常同他们一起，在大小会上多次给张提过意见。加之，舒家占田百余挑，又有点文化，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1932年8月，张国焘同样拿着他那特制的三顶“肃反帽子”，强戴在舒竟舒的头上，也同样将他逮捕关押，酷刑拷打后，在湖北省黄安县境内予以秘密杀害，枉死在革命队伍内部张国焘的屠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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