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1890～1939)全名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人。1914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科，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遂参加加拿大远征军，转战英、法、比利时等国。后负伤回国继续读书，191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7年再次入伍，先后在加拿大海军、空军服役。1918年战争结束后在西欧六国学习、实习，1923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928年冬起在美国、加拿大行医，1935年当选美国胸外科协会理事。同年7月，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大会，11月秘密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8月，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白求恩随加拿大志愿军前往战火纷飞的马德里，为西班牙人民的正义事业服务。他卓有成效的战地治疗，使西班牙共和国各战区伤员的死亡率减少了3/4，被誉为西班牙军事医学的伟大创造。19 37年6月回国。未几，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白求恩认为，中国战场对医生的需求比西班牙更为迫切。于是，他放弃了重返马德里的计划，建议并请求加拿大共产党派遣医疗队前往中国。接着，他先到纽约国际援华委员会，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93 8年1月8日，白求恩受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和美国和平民主同盟等组织的派遣，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离开温哥华向中国进发。他在船上给妻子弗朗西丝的信中说：“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也是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1月23日抵达武汉，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络员王炳南取得了联系，急迫地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去”。3月21日到西安，下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恰遇同住西安“八办”的张克侠突发急性阑尾炎。白求恩便在地下室架起简易手术台给张做了手术。
3月底，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便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白求恩把他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证书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郑重地接过去说：“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白求恩向毛泽东表示，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抢救重伤员。“我敢说，如果立刻动手术，这类伤员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复原。”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请白求恩立即组织八路军第一战地医疗队。那晚，毛兴致勃勃地就土法藏血、国际形势、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等问题，同白求恩交谈了三个小时。白求恩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他初见毛泽东的印象：“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之后数日，白求恩在美国医生马海德和傅连日章陪同下，参观了延安的医院。在陕甘宁边区医院，他一个一个病房挨着看，并和伤员谈话，作详细记录。当看到医院为日本战俘治伤时称赞说：“你们真了不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白求恩还做了几例手术表演，如膝关节手术和摘除扁桃腺手术，器械仅有一把刀子，两把镊子，一个开口器，几个棉球，几分钟就顺利结束了。非常成功。接着，白求恩来到距延安17.5公里的拐峁八路军野战医院。这里设备也极为简陋，是在一个手术队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医护人员对所有从前方转来的伤员一一进行检查，发现受伤多半是大小腿部，由于料理不及时，很多战士成了残废。白求恩详细询问，得知伤员从前线转到延安需要一个月时间，加上在担架和马车上颠晃是战士残废的原因所在后，立即提出医疗队上前方的请求。八路军卫生部考虑到白求恩年近半百，前线条件艰苦，要留他在延安工作。白求恩说：“我不是来享受的，优厚的物质生活我早就有了，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
当年的“五一”节后，经毛泽东批准，白求恩和从武汉到陕北度假的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从延安出发，巡视陕北和晋察冀根据地的战地医院。他们乘汽车经清涧、绥德到达米脂，又徒步经佳县到达神木贺家川八路军一二○师医院驻地。未及吃饭，便吵着要医院带他去看伤员。这里的条件比延安更差，175个伤员分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最好的病床是铺着草的土炕；医务人员虽然工作勤奋，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既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也没有外科手术器械和-药，甚至连纱布绷带都极为匮乏。他十分焦急，马上给纽约国际援华委员会写信，请求每月拨来1000美元的经费，以购买药品和器材；同时给毛泽东写了巡视医院的报告，希望早日改善医疗条件，还再次要求上前线，及时为伤员治疗。
5月底，医疗队来到了抗日前线晋察冀边区。他首先发动医务人员和当地群众在松岩口创办了抗日根据地第一所模范医院，并开办了附属卫生学校，培养医生和护士。建院第一周，他就为521名伤员做了检查，又连续4周为147名伤员做了手术。7月，白求恩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顾问。他在抗日前线一年零五个月，真正做到了“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有伤员，他就出现在哪里”，无数个伤员由于他的精湛医术和精心治疗而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在抢救从摩天岭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时，不幸划破了左手中指，但仍继续坚持工作。11月初，他带领手术队赶赴甘河净分区医院，发现一个头部负伤、患了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他知道，这种病若不立即手术，便有生命危险，于是立即投入抢救。伤员脱险了，他自己手上的伤口却受到了这种病毒的感染，到了分区医院便发起高烧。可他一声不吭，带着高烧、病痛，仍然夜以继日地抢救从黄土岭战斗中下来的伤员。聂荣臻要杨成武动员他及早到后方医院治疗，他说：“不必了，我是医生，我知道我患的是脓毒败血症，能用的办法都用了，还是让我抓紧时间多抢救几个伤员吧!”在不得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下，他才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工作岗位。由于病情恶化，同年11月12日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在给聂荣臻司令员的遗书中写道：“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毛泽东主席，感谢他的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他牺牲后，晋察冀边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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