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兰(女）(1921-1998）香港人曾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疆土、残杀中国同胞，海外华侨和国内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海外华侨为了支援祖国抗日，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援。广大华侨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筹款活动，为祖国抗日斗争捐款、捐物、捐药、捐飞机。1939年初，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给曾生部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澳门各抗日团体还征集物资药品，以缓解珠江三角洲抗日战场缺医少药的困难。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共捐款国币13.2亿元。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对广州抗战的参与和支持，成为广州抗战的显著特点。抗战时期出现的“方姑游击队”为抗战作出了许多贡献。
当时，“方姑游击队”编印《地下火》，散发传单，不断发起“纸弹攻势”，“方姑游击队”还曾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军工生产，他们秘密收集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美英盟军指挥机构，积极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方姑游击队”是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本宪兵曾数度倾巢出动搜捕“方姑”，但最终不知“方姑”去向。于是，传说中的“方姑”就是一位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香港女侠。
其实，“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轻姑娘，那时只有二十二三岁，原名孔秀芳，后改名方兰，任香港抗日游击队队长兼指导员，1921年生于香港，香港沦陷前在学校当老师。1938年，方姑被选为香港儿童团总团长，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方姑撤离市区至新界，担任港九抗日游击大队女子队长、干部队长。1943年潜回香港，组建市区中队，战斗直至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方姑和她的队友们回到各自的街区、工厂，继续各自的人生。后来，香港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历史被遮蔽，方姑和她的队友们，似乎在香港的记忆中消失了……
冯妈妈被捕，女儿顾全大局
方姑有一位非常关心她的母亲——冯芝。自从“方姑”在香港组织地下游击队以来，无论她去哪里，冯妈妈总跟在身边，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前后左右，一旦有危险，就会像母狮一样扑上去保护自己的女儿。冯妈妈跟着女儿走过一两次，游击队长方姑常去的几个接头地点和人，她全都默记在心里。后来，方姑队长和几个联络点之间传来的消息、信件、情报等，往往都由母亲默默地来回传递。母亲是方姑、也是市区中队最忠实可靠的交通员，是不在编的游击队员。
这天，和往日一样，方姑家邻居的女孩阿四挎着一只盛满了“中草药”的竹篮，来到了方姑的妈妈家，说是要给药材铺送药材去。她说的“药材”“药材铺”，无须多动唇舌，大家都心知肚明——游击队员伍惠珍家开的“伍记药材铺”，是方姑队长直接的联络点。中队部发给各地段各小组的指令、宣传材料或其他物品，各地段各小组向中队部报告的情报消息，都是在这“伍记药材铺”交接传递，这是游击队的核心秘密。冯妈妈知道任务比较危险，就说服阿四姑娘回家，自己承担起送情报的任务。
游击队员伍惠珍计算着日期，知道药材铺今天要来人，就坐在店里静静地等候。终于冯妈妈来了，两人进了后店，伍惠珍把那些称作“药材”的草根树皮扔到一旁，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放进柜子。又从柜子里取出几封信件，还有一张卷成“火柴棒”似的纸条，全都交给冯妈妈。伍惠珍指着那支“火柴棒”特别叮嘱：“这个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冯妈妈将那“火柴棒”装进贴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篮，又将那些草根树皮覆盖在上面，藏得严严实实。两人不动声色地交接完毕，伍惠珍将冯妈妈送出店来。
冯妈妈回到家里，为谨慎起见，就找出一件夹衣，拆开一条缝，将那支“火柴棒”藏进衣服夹层，又找出两件旧衣服，全都放在竹篮里。然后，与阿四一起去和方姑会面。
她们来到筲箕湾码头。突然，码头开来一队警察，由日本宪兵指挥，进行突击检查，这种检查，实际上是他们搜刮财物的一种手段。有人塞给警察几张钞票就过去了。有些船只迅速离岸而去，日本宪兵朝海上乱打枪，码头上一片混乱。
冯妈妈非常紧张，但已经来不及下船了。她靠在阿四身后，从竹篮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地撕碎了掷入海水中，然后挎着竹篮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但是，日本宪兵还是从旧衣服里搜出了那个火柴棒似的纸卷。母亲和阿四被捕了，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姑坐在坑口海边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员阿四由市区归来。随着夕阳西沉暮色渐浓，她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天已经全黑了，船已全部靠岸，可是没有阿四的踪影。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方姑心中不可扼制地升起。游击队员陈佩雯轻轻地来到方姑身旁。坑口归来的船家相告，在筲箕湾码头，日本兵抓走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方姑和陈佩雯谁也不愿说出口。两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等待天明。
天刚蒙蒙亮，船艇开始出港了。两位女游击队员登上一艘渔艇。由坑口至香港，小艇开了大约两小时，她们从筲箕湾上岸后直接去了“伍记药材铺”。方姑得到证实，在母亲和阿四被捕两三个小时之后，宪兵从海军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报的游击队员张咏贤。伍惠珍交给母亲的那支“火柴棒”，正是关于日本海军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报。宪兵截获了这份情报，追查到海军制船所绘图室，逮捕了张咏贤。
方姑当即指令各地段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营救母亲的方案。关押母亲的拘役所后面有一条沟渠，渠内有流水通往海边，可以摇一条小艇进去停在拘役所楼下，游击队从拘役所冲上楼去，将母亲用绳索从楼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划到海上。“大头九”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方姑队长一声令下，夜间就采取行动。自从母亲被捕以来，方姑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心急如焚。母亲正在受敌人折磨，她多么想冲进去救出母亲。方姑担忧，万一从母亲和阿四那里泄露了什么，市区中队就会全军覆没。她迫切地期盼母亲早一天安全归来。她听完营救方案，本能地握起她的左轮手枪，不假思索地带着“大头九”直奔茶果岭。
过海到筲箕湾，沿着“大头九”所说的那条沟渠，直接到了拘役所后面。这时，方姑的心态已经趋于平静，仔细地观察着楼上的每一个窗口。拘役所没有正式牢房，方姑再到正面去观察，门口有两个人站岗，还有两只狼狗守着，不时地向过往行人狂吠。楼上走廊有日本宪兵来回走动。她冷静了下来心想：解救行动肯定会被敌人发觉，只有以死相拼。一旦行动失败，那将是市区中队整体的消亡。以更多其他人的生命来营救自己的母亲，我有这样的权力吗？方姑在心中呼唤，她多么希望母亲此刻出现在窗口，让她瞧一眼。思考再三，方姑向“大头九”打出“撤”的手势，离开了拘役所。
几天之后，阿四被释放，痛哭一场之后，讲述了在牢里的经过。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再三交代阿四，互不相识，互不相干。后来，无论什么人审问，阿四都一口咬定，作出浑然无知没有干系的样子。日本鬼子从始至终逼问母亲一个问题：就是那“火柴棒”是谁给的。母亲都说不知道。日本鬼子牵来狼狗对着母亲嗥叫，企图让母亲在神经崩溃的状态下说出什么。母亲抱着脑袋侧转身躲在墙脚，任你怎么疯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电刑，一通电，母亲就晕了过去，醒过来还是那个说法。审了多少回，结果都这样。后来，母亲和阿四被带到宪兵部，和被关在那里的张咏贤互相指认。但三人互相都说不认识，当天，宪兵把她们三人关在了一起。宪兵一走，母亲就说：“我们进来了，不能再连累外面的人。”
第二天，她们三人被带到宪兵部接受审问。无论怎么审问，阿四还是那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相干的傻丫头。无论问什么，母亲和张咏贤都回答“不知道”。后来，宪兵队长拍打桌子，气势汹汹地问：“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母亲说：“这还用问吗？我是中国人啦！”后来，母亲冯芝和咏贤姑娘，由宪兵部移交给了驻港日本海军刑事部，阿四被释放。
这以后，母亲和张咏贤被囚于香港赤柱监狱，不准探视。日本海军刑事部，最终对冯芝、张咏贤强加“间谍罪”，判处死刑。1944年6月22日，60岁的母亲冯芝和19岁的咏贤姑娘，在香港加路连山遭日军枪杀。
方姑没有哭，她把眼泪藏在内心。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亲。日本特务正在寻找冯芝的女儿、抗日激进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为符号已不复存在。有一位“方姑”，领导着港九市区游击队，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动。
在敌人眼皮底下脱险
方姑的机智与勇敢，在抗战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1943年，方姑在香港组建市区中队，继续支持抗战。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香港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方姑根据大队指示，组织市区中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迎接大-的到来。
1945年8月13日上午，香港日军宪兵部，突然传出一阵急促的电铃声，紧急集合。值日官站出来讲话：今天抓获了三名游击队员，他们招供，头目方姑正在香港岛上。一个小时后出发，抓捕方姑。
站在队伍里听讲话的有一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李荣全，他知道“方姑游击队”在市区活动，以前宪兵部曾几次抓捕“方姑”，屡屡落空。但这次，有叛徒出卖，“方姑”在劫难逃。李荣全感到事态的严重和紧迫，他抓紧这一小时的间隙，将消息传递给了地下党。
方姑此刻正在铜锣湾，正在部署一项偷运武器的行动，却意外得知游击队被叛徒出卖的消息。方姑果断决定，抢先敌人一步，指挥市区中队全体安全转移，但她自己却晚了一步。宪兵警察-各条大道，严密检查过往行人，并逐户搜查。不抓获方姑，日军不会罢休。
机智的方姑并不坐以待毙，她穿上几件破旧衣服，用油污抹布在衣服上蹭了蹭，把衣衫和裤脚撕破几处，随后，又抓起烟灰在脸上抹了一把，又用衣角揩来揩去，露出一副“脏兮兮”的脸来。她拿起一只破旧竹篮，往篮子里放了两件破旧衣服，把自己的左轮手枪藏在下面，上面又放了几块孩子的尿布，又拿起一只搪瓷碗，往里盛了一些剩饭菜，一并放入竹篮。如此这般，她彻底成了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流落街头沿街乞讨的难民。
方姑拎起竹篮，走出大门。铜锣湾街口，守着十几名宪兵和警察。由于他们已经掌握了方姑在铜锣湾的情报，这里是他们搜捕的重点地段。
方姑一边观察一边慢慢地走了过来。这时，有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位太太过来，旁边又有几个显然是早上过来市区出售柴草蔬菜的郊区农民，现在正要赶回家去。方姑跟在这些人身边，一起来到路口。他们全被宪兵拦住检查。那辆黄包车上下来一位四五十岁的胖女人，宪兵围住她看了又看，说了些什么，就放行了。那几个农民嘁嘁喳喳地说着话，嚷嚷着快放他们走。方姑和他们靠在一起，手摁在竹篮上，装作木讷地朝宪兵靠近。宪兵紧张严密地检查着，看到这个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乞丐在一旁碍事，厌恶地挥挥手，一个警察过来把方姑赶开，训斥道：“快走开，别在这里捣乱。”难民打扮的方姑依然木讷地通过岗哨，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她回头一看，发现已经超出了岗哨的视线，就加快脚步，跑得无影无踪。
方姑脱险了。
通过日军岗哨的方姑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她必须尽快离开香港岛。她知道，目前战友们已经撤退集中在槟榔湾中队部，叛徒知道那地方，日军一定很快就会去槟榔湾扫荡。现在最关键的是和敌人抢时间，自己必须要先回槟榔湾，带领中队全体连夜转移。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方姑顺利找到一条小船，开往槟榔湾。
方姑在槟榔湾上岸的时候，已经是8月14日凌晨。她一踏上码头，人们欢呼着迎了上去。
第二天，方姑组织中队全体人员围坐在山坳里的草地上，开会学习。讲到母亲和张咏贤被捕遇害的经过，方姑的声音哽咽了，大家一片沉默。片刻过后，方姑舒了一口气，说：“前天，我们有三名男队员被捕。他们不如一位60岁的老太太，不如一位19岁的姑娘，他们出卖了我们。敌人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但这次我们紧急行动，及时撤出市区。我们战胜了日本鬼子，我们是不屈的中国人！”
忽然，嘹亮的军号声响彻云霄。不是一支号音，是大队部的几名号手集体吹奏。胜利的号声在天空回荡。接着，又响起了对空射击的-声，不是爆竹，胜似爆竹。大队部的多名通讯员，各人手举一支临时制作的彩色小旗，分别向四面八方迅速跑去，一路跑一路大声宣告：“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
顿时，周围村庄，锣鼓喧天。
这天，是1945年8月15日。
次日，方姑回到香港，她独自一人来到香港最高的扯旗山上母亲的墓前。她向母亲报告胜利的消息。她匍匐在墓前，犹如投身母亲的怀抱，第一次，痛哭了起来。
扯旗山下，香港市民在狂欢，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扯旗山上，方姑的哭声在萦绕……
抗战胜利之后，港九独立大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编入华东野战军。由于人员总数有一定限额，市区中队仅有黄扬声等数人随军北撤。方姑和大多数队员仍然在香港各谋职业，与普通市民无异。
抗战结束后，方姑以方兰的名字，在香港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担任中国
共产党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党活动。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组织
调方兰到广东工作，从此离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
长、副主任、主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西贡区民间人士和旅英香港同乡的捐款资助下，一座“烈士碑园”终于在风景秀丽的西贡轩竹湾落成。挺拔而又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在民间留下永久的记忆。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方兰和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老战友们，集体赴港观光。她徘徊在烈士碑园，仿佛又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是中国人啦！”
第二年(1998年)5月，方兰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
生平
方兰原名孔秀芳(1921-1998）女香港人。
1998年11月4日在广州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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