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衮 [公元1862年－1922年]

陈荣衮 （1862—1922）
陈荣衮，字子褒，号耐庵。外海人。清光绪四年（1878年）庠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于广州六榕寺旁设馆教学。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中式第五名举于乡，名列南海康祖贻（有为）前。后读康有为应试文卷，自愧不及。当康设帐授徒于广州府学宫，遂拜为师。与邑人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及清末启蒙教育家卢湘父、同学“万木草堂”。众学子曾聚会州府学宫“仰高祠”，骤见神龛奉祀张宏范牌位，群情激愤，均责元朝推崇失当。子褒即作讨张檄文，由梁启超声数其罪，梁启勋斧碎其牌位，卢湘父则大喊“明正典刑”，煞有介事。求学期间，陈荣衮常到广州双门底由基督教徒左斗山开设的“圣教书楼”阅览西学新书，兼学英文，深感英语启蒙课本通俗显浅，领悟出教育强国之重要，遂萌生改良儿童教育理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荣衮上京会试，值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参与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 书”活动。旋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倡导维新。是年，撰写《妇孺八劝》、《妇孺入门书》、《幼稚》等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撰文《俗话说》，提倡“讲俗话”，“写俗字”，求“实用之学”。翌年春，在京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保国会”。百日维新期间，在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任干事。维新告败，东渡日本，结识日本著名教育家、神户《东亚报》主编桥本海关及主任韩文举，得以帮助考察日本小学教学方法。对日本维新志士福泽谕吉创立的“庆应义学”尤为推崇，决心效法。年末返国。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陈荣衮撰文《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提出“文言之祸亡中国”，倡议报刊使用白话文。同年，在开平“邓氏家塾”任教席，旋到澳门荷兰园正街设“蒙学书塾”，后改称“灌根书塾”，对低年级学生以白话讲课，高年级开经义课程，授以文言文。是年，组织香山、新会、新宁等地20多名塾师成立“教育学会”，后改名“蒙学会”。撰写《缘起》一文，指出中国教育“非全行改革，无以激发国民志气和浚渝国民智慧。而兴学方法，则又着重教科书和翻译东西方小学读本为要务。”认为：蒙童始受教育于家庭，“女学者，幼学之母也”。在办学实践中，致力于妇孺教育，自号“妇孺之仆”，倡导女子教育和平民义学。次年，应澳门格致书院汉文总教习钟荣光之请，主持书院署期国文讲习班。同年，先后编印出版《教育说略》、《妇孺三字书》、《妇孺四字书》、《妇孺五字书》、《妇孺新读本》、《妇孺论说入门》、《妇孺女儿三字书》等白话教材。《妇孺三字书》仿三字经体裁，如，“早起身，下床去，先洒水，后扫地……”，“我所住，住高楼。青草地，打千秋。放纸鹞，踢皮球。”《妇孺四字书》仿千字文，如“同枱食饭，手踭莫横，若系饮汤，让人起羹。”《妇孺五字书》仿《幼学诗》，如“记得细时好，跟娘去饮茶，门前磨蚬壳，巷口拨泥沙……”。此为中国最早的白话教科书。其常说：“盖趣味所以顺其性，开智所以任其用，无非使学不以为苦，又不虚耗岁月。”所编教科书在华南一带流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荣衮于“灌根书塾”首次兼收女学生，开创中国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并在澳门开办“佩根平民义学”、“赞化平民义学”、“灌根劳工夜学”等，澳门人士赞之为“福翁”。翌年，主持发行《妇孺报》与《妇孺杂志》。
从创办“蒙学书塾”至宣统元年（1909年），陈荣衮还编纂出版《妇孺学韵》、《妇孺论说大观》、《妇孺论说阶梯》、《妇孺中国舆地略》、《妇孺释词粤语解》、《妇孺译文》、《妇孺信札材料》、《妇孺闲谈》、《妇孺中国史问题》、《幼学文法教科书》、《小学国文教科书》等课本。10年内累计编写蒙学读本31种。
民国初年，受洗为基督教徒。民国7年（1918年），将“灌根书塾”迁至香港坚尼道31号，易名为“子褒学塾”，民国10年（1921年）定名为“子褒学校”，有男教师14名、女教师6名，男女学生数百人。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冼玉清、陈德芸均授业陈门。翌年，联合基督教友创办“联爱会工读义学”、“联爱女校”、“圣士提反义学”等。
民国期间，陈荣衮编著出版《左传小识》、《补读史论略》、《史记小识》、《前后汉书小识》、《晋书小识》、《南北史小识》、《左传小识教授法》、《新唐书小识》等12种教材。
陈荣衮曾任全国孔教协会总干事，弘扬孔教颇有贡献。
其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撰写出版蒙学、妇女教材及教学法等著述共48种，被誉为“东方之裴斯塔洛齐”（裴为瑞士著名儿童教育家）。其教育理论经门人冼玉清、陈德芸整理为30万字的《陈子褒先生教学遗议》，于1953年在广州刊行。
民国11年（1922年）5月29日于香港病逝，安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