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 [公元1911年－1944年]

梁林(1911～1944)，原名梁仁，曾用名于飞，1911年4月出生于广西融县潭头乡(今属融安县)新桂村一个耕读世家。父亲梁钟珀一生从事农耕，且勤奋自学，阅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颇有文化修养。伯父梁钟塘，知书识礼，平易近人，曾任地方官吏，从政廉洁，两袖清风，颇受世人敬重。梁林小时候常听父亲和伯父讲述太平天国和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故事，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9年，梁林考入融县初级中学(今融水县中学)。在老师和进步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思想日趋进步。1930年12月，北上征战的红七军攻打融县长安镇。红军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以及打土豪开仓放粮救济穷人的行动对他教育很大。梁林从红七军提出的“打土豪救穷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革命人民政权”政治主张中，初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国。从此，他真心实意地追随中国共产党，崇敬共产党人。
1931年底，梁林从融县中学毕业。此时，父亲染暴病而殁。他为了支持长兄梁智继续在大学深造，便主动留在家里协助母亲从事耕作。农闲时为村小学代课。1932年，梁林在潭头乡西桂小学任教。在学校秘密成立读书会，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他利用辅导读书之机，向学生和社会青年灌输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33年，融县潭头大良乡一带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绝收，农民生活更加清贫。梁林关心民众疾苦，便动员自己的母亲和读书会部分会员对佃户、债户实行减免租息。梁林的义举使许多佃户债户得到启发，他们也纷纷拒绝向地富人家交纳租息。有钱有势的人家便到国民党区乡当局告状，强迫农民如数交租息，并强行解散了梁林组建的读书会。
1934年，胞兄梁智大学毕业后，梁林来到桂林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就读。这时，他更热心参加社会活动，为探求革命真理，参与组建了拉丁文学会，以学习拉丁文为名，组织大家阅读进步书刊。梁智曾劝他一心读书，莫管闲事。他却坦率地对哥哥说：“学技术固然对民生有用，但决不能彻底救国救民。我已决定走另一条路了，那就是跟共产党走。”梁智认为他说的在理，也改变态度，支持他投身革命。
1936年10月，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梁林在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原广西师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入党介绍人是陶保桓。
梁林入党后，全心全意地投入各项革命活动。由于他在桂林-和反托派斗争中十分活跃，暴露了身份，1936年12月，党组织决定将其转移回家乡。
梁林回到融县后，与从南宁来的中共党员邓丁兰合办拉丁文学习班，向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不多久，梁林暴露身份，组织又及时把他调离融县。
1937年11月，全面抗战开始后，梁林化名“丁飞”，从广西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经过一段紧张的学习，于1938年8月结业，奉命回到广西桂林。他随身带了一批进步书刊和抗大的讲义，在出站时却被广西省警察总局以“汉奸”嫌疑为名把他扣押，局长还亲自审讯。梁林义正辞严，驳得局长理屈词穷，警察总局-于第四天以保释了结。但警察局并未放过他，又秘密电告融县政府，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梁林回到家乡融县潭头，已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乡长韦锦冕是拥护国共合作的进步人士，经查询，得知“丁飞”原来是他从前所敬仰的梁林，遂将密电相告，梁林在家乡始得平安无事。
回县后不多久，广西省政府当局组建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当时，为了斗争的需要，上级党组织决定将部分党员打进学生军，以便加强党在学生军中的活动。梁林奉命应考。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让还在融县中学读书的胞弟梁勇用“梁林”的化名替他参加考试，结果被录取。
1938年11月，梁林到桂林参加学生军，被编到第一团第二大队第七中队任上士班长。1940年7月，他在学生军中共地下党组织中任总支委员会委员。
梁林在学生军中非常活跃，组织领导进步同学开展了“爱国抗日”、“反对0”、“反对-、经济民主”、“反对军阀作风，驱逐不纯军官”等一系列斗争活动。他的表现令学生军团长黄冠南生疑。有一次，黄冠南以个别谈话为名，约他到桂林公园幽静的中山纪念亭见面，说着说着，突然拔出枪来，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梁林从容对答，毫不惊慌，神态自若，黄冠南找不出半点破绽，只得连声说误会误会，还请梁林上饭馆饮酒，表示歉意。
1939年冬，桂南战事起，南宁第一次沦陷。梁林所在的第七中队奉令调往武鸣县双桥、腾翔、伊岭一带开展战地工作。不久，南宁通往武鸣的要隘高峰坳失守，陇烈村一带被日军占领。这时，梁林带领本班战士和部分群众武装深入敌方营地，出其不意，夜袭日军，一举收复了陇烈村。接着，日军撤离高峰坳，梁林又率部乘胜歼击，一直追到半坳。第二天国民党部分正规部队闻讯赶到半坳，与梁林的队伍会合。他们未料到率先攻克失地追歼骄横凶残的日军者，不是正规军，而是10多个学生军。从此，“梁林班”爱国抗日、英勇杀敌的事迹广为流传，博得军界的一片赞扬声。
日本侵略者占领南宁后，推行“以华治华”政策，成立了“维持会”。日方物色汉奸田次廉为南宁市“维持会”会长。广西学生军司令部决定干掉田次廉，杀一儆百。梁林被派去侦察摸清情况，以便见机行事。梁林欣然领命，打扮成肩挑小担的货郎悄悄潜入南宁，打探田次廉的活动规律和行踪。完成任务后将要出城，却被两个敌伪特务盯上了。他急中生智，混进一个场，放下货担掏钱下注参。在混乱中，梁林瞅准机会，机智脱险。
数月后，梁林再次潜入南宁。这回他是农民打扮，挑着一担农产品，来到“维持会”一带探听田次廉的踪迹。他刚要转身出城，突然发现有人盯梢，便赶紧进入一家小饭馆，要来两碗米粉，端起来就狼吞虎咽般吃起来。一会，说米粉不够味，便大步走到厨房加酱油，趁敌特不留意从后门跑了。梁林临危不慌，善于应变，两进南宁化险为夷，终于掌握了汉奸田次廉的行踪，出色地完成了司令部交给的侦察任务。
梁林回到学生军，向司令部汇报了所获情报。上级决定把除掉田次廉的重任交给梁林和高朗如两人。梁林他们打扮成“维持会”的特工人员，带着化装成黄包车夫的侯骏驹(侯信)、魏文荣等10多人，拉着一大堆货物来到南宁市“维持会”。梁林主动上前向门卫亮出一张伪造的“特别介绍信”，煞有介事地说是奉自己会长的密令来与田会长商量要事。田次廉信以为真，即带梁、高入卧房里间面谈。田刚要入座，两支手枪已对准田次廉的胸脯。田次廉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央求饶命。梁林等把他-起来，嘴上塞了棉花，装入一个-袋中，运到了10公里之外的双美村——梁林班驻地。
第二天清早，梁林、高朗如得悉南宁市“维持会”财政部长、汉奸李青圃已向隆安方向潜逃，他俩又马不停蹄，前往追捕，赶到那龙，终于将李青圃抓获。几天之后，第十六集团军公审枪决了汉奸田次廉。消息传开，民心大快，军威日增，而日伪军政人员惶惶不可终日，龟缩在驻地不敢露面。
收复陇烈，夜袭日军，两进南宁侦察，智擒汉奸，梁林战功突出，受到时任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广西学生军司令夏威的接见和嘉奖。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少校咨议，奖桂钞2000元(约银毫200元)，但梁林一不愿当官，二不要奖金，只要求在学生军当他的上士班长。
1940年12月至1941年夏间，梁林班先后在同正、扶南两县驻防。他为了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和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秘密举办学习班数期。经他培养、介绍入党的有吴赞之、侯骏驹等9人。还在同正、扶南等地组建了读书会、青年救国会、妇女会等进步群众团体，开展了反-污吏的斗争。当时，国民党大塘乡乡长王一英鱼肉乡民，民愤极大。梁林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经学生军司令部批准，在大塘乡公审王一英，并将其枪决，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大害，民众无不拍手称快。
1941年秋，广西学生军被奉命解散。此时，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对梁林已有戒心，疑其是共产党员，于是便委他任司令部的少校参谋。名义上是晋升，实际上企图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梁林识破其奸，为拖延时间，争取主动，便借口身患肺病，急需入院治疗，病愈后马上到职。他入院留医的第三天，便趁机出走，先到柳州后到融县潭头等地隐蔽起来。国民党-四处追捕，梁林巧妙躲过。
1942年冬，梁林与庄炎林、庄希泉、梁智离开广西，同往澳门。是时，他的肺结核病已进一步恶化，不得不住院诊治。
1943年元月，梁林在澳门经过一段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因急于工作，便与庄炎林返回柳州。同年秋，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到柳州活动，召集梁林等共同听取了中共党员莫矜到黔桂边进行社会调查的汇报，决定由梁林负责，率党员路、莫矜、莫止凡、苏健行到贵州省的大年(今属广西融水县)开辟新区。同时成立中共桂黔边特别支部，梁林任书记，路任副书记，在大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工作。
同年12月，因情况发生变化，上级决定桂黔边特支撤回广西融县，改名为融县特别支部，仍由梁林、路任正副书记。此时，梁林的病情恶化，但仍抱病坚持工作，积极挑起领导重担，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党组织和他胞兄梁智曾安排送他到外地就医，被他婉言谢绝。梁林重病在身，又处于国民党特务到处追捕的危险情况下，四处躲藏。有时在自家的夹墙里，有时到邻居梁全家的地下室，有时又转到邻近大坡村韦锦英家隐蔽。后来，这几个隐蔽点也经常被国民党当局派兵搜索，已很不安全，梁林只好转移到潭头附近的大陆山伏地岩洞中。由于环境恶劣，生活无定，敌特追踪，药物中断，他的病情严重恶化。
1944年3月，梁林因身体孱弱，已无法坚持工作，便将中共融县特支领导工作交由副书记路主持。后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政治交通员庄炎林派交通员覃绍彰给梁林送来党内文件并探望他。梁林让人把他抬出岩洞，在洞外与覃绍彰见面。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之时仍仔细阅读党的文件，询问党在各地开展工作的情况和关怀同志们的安危，并托咐交通员回去向庄炎林同志汇报自己的情况。
不多日，梁林病情急剧恶化，他留下遗言：“一、希望同志们刻苦学习，坚持斗争，直到革命成功。二、我死后请埋葬在路边，我要看共产党的红旗插到这里。”4月3日，梁林病逝，时年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