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楷 [公元1911年－1961年]

李立楷（1911～1961）出生于原宜川县第六区益枝村（今属延长县罗子山乡辖）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他秉性刚直，八岁读私塾，勤奋好学，十六年（1927）毕业于宜川县第二高级小学（校址设在六区狼神山上，今罗子山）。同年考入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初中部三班（延安四中），因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办事稳妥周到，受到学校和同学的信赖，也得到地下党员教师王超北、李卓如的器重。这段时间，他受到好友、地下党员韩俊杰（韩一帆）、王化成、白彦博的影响，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他把自己的宿舍供地下党小组开会学习和掩藏红色书刊。他选择了继续求学，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延安四中毕业后，去天津南开中学继续求学。之后，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理学院，攻读地理专业。这时他被在北平的陕北籍同学推选为“陕北同学会”负责人和“延安会馆”馆长。他经常组织青年学生聚会，变会馆为激励同学奋发上进、传播新文化的处所。由于陕北时局的变化，学生们经济出现困难，他四处奔走，求助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二十六年（1937）3月，他以“陕北同学会”名义，邀请国民党七十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知名人士参加座谈会。高、杜等对立楷办事干炼留下深刻印象。高慷慨拿出一些军饷救助学生，杜遂以省府名义每年接济每位学生100至200元，使200名陕西籍学生生活学习费用有了着落。大学毕业，立楷返家乡途经榆林到绥德城，县府-和绥德师范校长刘春园诚恳挽留，出任该校教导主任。国共合作，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时，他被调去，先为总务科长，后任副团长（团长韩一帆，中共党员），赴山西中条山慰问正在那里对日作战的高桂滋部队。在山西垣曲县，他利用文艺演出、演讲机会，向老百姓宣传“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老少，一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动员群众抬担架、搞运输，支援前线，打击日寇。一次，在垣曲横岭关，他率4名战地服务团员巧计捕获日寇密探，缴获手枪一支。二十九年（1940）1月，高桂滋介绍立楷加入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七军军部中校秘书。这年暑假，皋落小学7名教职员失踪，家属及群众十分焦急。他探知此事是军政治部一名排长诬陷姬老师等人并秘密逮捕这一情况后，立即设法释放被关教师，对肇事排长进行惩罚。他还代表军部向受害老师道歉，此举在当地群众中震动很大。
治军旅，非其志。为实现自己“教育救国”愿望，他离开山西垣曲，回陕西先后在西乡、西安、中部等地办学。任鄜州师范教导主任时，学生因不满校长政治上的高压手段和在生活上克扣学生伙食而闹-，校长竟宣布将王世俊等进步学生开除出学校。立楷挺身而出，替学生说话，据理力争，迫使校长撤销决定，并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三十一年（1942）春，他回家乡探亲时，出任宜川中学校长。为办好这所新建学校，他提出“教师为学生指南针，图书系文化食粮，设备是办学基础”。为筹措办学经费，他四处求助、募集，敦请名师，购置图书。教学中，他发挥教师各自专长，推行“导师制”，提倡教学相长原则。建校劳动中，他更是以身作则，同学生一道搬运砖瓦，去十几里以外的西坪塬村抬木料。一年中，新建教室、宿舍数十间。寒暑假，他坚守学校，组织在校教工护校，防止日寇飞机轰炸学校。三十二年（1943）春节，他没有回家和亲人团圆，而坚持守护学校，遇到妻子难产，险些酿成人命。人们对他这种公而忘私精神赞叹不已。三十三年（1944）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对立楷在兴办宜川中学做出的贡献进行表彰，发布嘉奖令。在他调离时，地方政府和宜川中学师生又予以立碑纪念，载入县志。至今这所学校的各个方面，仍处在延安地区各校之前列。同年立楷升任陕西省黄陵师范学校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被选为陕西省侯补参议员。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斗争趋于激烈，黄陵处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交界地，是国民党-的前哨，黄陵师范-时有发生，引起当局的注意，做为校长，立楷尽职尽责，巧妙周旋，顶住当局压力，保护学生的安全。一次国民党黄陵县党部强行占住学校校舍，并借口学生翻挂侮辱党部牌子，闯进学校抓人，他站出来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既追回校舍又保护了学生。还有一次，立楷得知特务要抓带头闹-的几个学生，当夜通知学生们翻越城墙离开，第二天特务扑了空。他暗地支持学生痛打师生恨透了的学校特务军训教官，替受欺侮的关老师出了口气。他在任的两年中，黄陵师范学校没有一名师生被国民党当局抓走。该校有一些师生是从日寇占领区逃难来的，生活学习相当艰难。立楷为他们排忧解难，河南籍魏仁兴老师独身一人，立楷为他介绍对象，使他有了家安心教学。（魏解放后在延安地区终生献身教育事业，曾任延安师范校长）。除此他还拿出自己薪金接济张书堂、高凤岐、高翔、裴志杰、闫志逵等穷苦学生，一位山西来的学生生活费用全由校长负担。三十五年（1946）初，终因黄陵情报站的诬告，他被解职去了西安，参加东北敌伪资产清理接受工作。之后，杜聿明留他在抚顺煤矿工作。三十六年（1947）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拟建一所师范学校，在共产党西安地下工作负责人王超北和国民党省教育厅内进步人士力荐下，立楷被电召回陕办学。1948年秋，当国民党一专员得知立楷掌握一笔办学经费时，软硬兼施，索要这笔经费，副官竟持枪胁逼。他冒死不从，终将这笔款保护下来，解放后交还新政权。西安解放前的两年时间里，他同一些民盟成员来往频繁，经常参加民盟的一些活动。他积极为延安来的人员找职业，找掩护点，把被追捕的人员藏在高桂滋（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将，民盟成员）、呼延立人（国民党军少将）家中。同年，国民党为了拉拢立楷，选他为国民代表大会侯补代表，他借故拒绝赴南京参加会议。
建国后，立楷主动协助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及西安市有关单位，做了不少清理工作。1951年春，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王世泰局长邀请他去甘肃省天水办学，他谢绝校长职位而推荐老教育家李卓如出任此职。1956年被国家定为高级知识分子。1957年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以一个学者在如何治理淮河水患和如何办学问题上，谈了点意见，结果被扣上“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和“要取消党在学校的领导”两顶帽子，划成右派分子，进而判刑，后提前释放。1961年10月因病逝世，终年51岁。1979年4月，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法院撤销其原判，宣布无罪。中共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党委决定对他予以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