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滋 [公元1902年－1933年]

杜润滋（1902～1933）原名杜自生，一名杜润芝。陕西米脂人。1921年自米脂东街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榆中校长杜斌丞虽长他14岁，按辈份却是他的族侄。他常以此炫耀矜夸。1924年春为抢先进入新建浴室洗澡，撕毁学生会张贴的洗澡顺序名单，事后又拒不检讨，引起学生-，要求开除他的学籍。杜斌丞由外地返校后，对这位已经知错的小叔叔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劝其退学，才使-得以平息。为了不中断他的学业，杜斌丞于1925年夏将他送往北京，插入共进社办的升学补习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进步学生，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被同学们推举为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6年3月18日，他带领陕西旅京学生参加“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同反动-进行英勇搏斗。同年秋，杜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残暴统治，李大钊、王荷波、范鸿劼等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北京地方执委会的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杜毫不畏惧，顶着恶浪进行被破坏后的中共组织的恢复工作，于1928年2月被选为中共北京东区区委委员兼北京大学支部书记。4月，中共北京市委又遭破坏，6月建立新市委，杜被增补为市委领导成员，先后负责秘书处和出版发行工作。为惩治对革命危害极大的叛徒，根据市委决定，他还组织并领导了隶属市委的特务队。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杜的身份暴露。1930年8月，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派他去宁夏城（1944年改城为市，定名银川），以宁夏中学教师身份开辟工作。到宁夏后，他联络从陕北派来的和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并发展新党员，恢复了中共宁夏地方组织；动员宁夏中学师生反对守旧校长徐宗孺压制民主。徐向警方告密，警方以“共党煽动闹事”为由，将十几名学生逮捕入狱。杜组织学生举行抗议-，公开揭露徐宗孺勾结警局-的罪行，并以探监方式动员狱中学生-。宁夏省政府怕事态扩大，遂下令释放被捕学生，把徐宗孺调离宁夏中学，斗争取得了胜利。然而事隔不久，宁夏城警方以“邮局查出嫌疑文件多份”为借口，将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一边向难友宣传革命道理，一边争取、教育看守长的儿子为狱内外传递情报，还会见了中共陕北特委派来宁夏工作的张德生，策划了宁夏城南门的一次武装-。
经杜斌丞多方活动，杜润滋于1932年3月被无罪释放。出狱后，杜即赴甘肃寻找中共组织。5月在兰州，他先后遇到了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甘肃搞兵运工作的谢子长、焦维炽和靖远驻军甘肃警备第三旅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张东皎、王儒林等。谢、焦、张、王是准备去靖远警三旅组织第二次兵变的，杜决定与他们同行。5月中旬起程前，适逢在警三旅任连长的杜斌丞之子杜鸿范到兰州领军需物资。杜润滋向这位晚辈讲了他们的计划，杜鸿范表示赞同。随后将领到的50多枝步枪、3挺机枪、2万多发子弹和1500套军装全部交给了杜、谢，并宣布将自己带来的一连队伍改称红军游击队。与此同时，杜、谢还通过邓宝珊、杜斌丞的关系，又搞到1000余银元的经费和一批0弹药，于5月25日带上第一次兵变失败后聚集到兰州的70余人，押运着0弹药，先由黄河水路东下，继走旱路爬山越岭，来到靖远境内的来家窑村，将暂时用不上的子弹和军装存放在窑洞里，杜向大家作了政治动员，便向水泉进发。到水泉后队伍扩大到近200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宣布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杜任参谋长，下辖三个支队。甘肃警备第三旅旅长王子元对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和壮大极为恐惧，急派步骑各一营往水泉“围剿”。谢、杜事前得到情报，部署三个支队抢占高地迎战，打得王部溃不成军，还击毙了营长周维邦。游击队乘夜北进，在海原（属宁夏）园子河，将部队合编成一个支队，称第三支队。此时，谢子长、焦维炽奉命离队返陕，由杜任第三支队政委，仍兼参谋长。6月中旬，三支队重返水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深得百姓拥护，四周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使这支武装猛增到400多人。遂决定成立第四支队，由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刚到水泉的警三旅中共组织负责人、参谋主任孙作宾任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7月初，国民党陆军第十七师特务第二营进攻水泉。杜等指挥游击队奋勇反击，激战竟日，打退敌多次冲锋，终因弹药不济，被逼进堡子。正准备突围，天空雷声大作，暴雨倾盆，敌军收了兵，游击队乘雨突出水泉堡，按计划由杜和孙作宾率主力先到来家窑取出存放的枪弹，而后在甘宁边界打游击。待他们辗转到来家窑时，所存子弹、军装已全被国民党军掳走，遂留附近活动。不料，游击队的行踪被国民党军第一○五旅旅长冶成章侦知，大股骑兵前往“围剿”。杜、孙决定暂时将部队化整为零，保存实力，杜化装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写了《海原第七支队游击队报告——陕甘工农游击第三支队工作之教训》，对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产生、发展和靖远兵变的成绩、教训，作了简要陈述。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军事政治人员训练班。离陕前，省委让他将报告转呈中央，并附信指出：“中委：这是××同志最近的一个简要报告，但我们还认为不十分充分。现已将该同志派中央去，请接头后，叫他再做一个详细的具体报告。”杜在上海学习了两个月，回陕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军委书记。在此期间，曾多次派干部去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渭北和陕北游击队加强领导，还协助省委组建中共甘宁青特委，加强兵运工作。同年冬红四方面军入陕前，他为省委军委起草了《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告士兵警察书》《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士兵斗争纲领》等文件，号召国民党-举行兵变，投向红军。
1933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委会议，接受杜衡关于改组省委的错误意见，重新改组省委，杜不再担任省委委员、军委书记。同月，奉省委指派随中共上海中央局代表刘瑞龙去陕南巡视工作，帮助陕南特委创建红二十九军。嗣后，刘瑞龙去川北红四方面军工作，杜仍留陕南，协助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孟芳洲和红二十九军领导人陈浅伦、李艮开展工作。4月1日，杜赴西乡马儿岩，出席红二十九军和地方苏维埃政府联席会议。担任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司令的原神团首领张正万带200余旧部叛乱，包围了联席会议会场。因红二十九军主力外出剿匪，与会人员大多未能冲出叛军包围。杜与陈浅伦、李艮等主要领导同志虽机警离开马儿岩，然又被叛徒告密，4月6日在磨子坪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