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生 [公元1909年－1965年]

张德生(1909～1965)学名张世德，字心余、辛余，曾用名博五、仲房、老关、德甫等。陕西榆林(今榆林市榆阳区)人。1926年入绥德省立四师读书，次年加入共青团并转学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9年毕业到府谷任教，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同年被国民党逮捕，经杜斌丞营救出狱，后奔波于陕甘宁青一带，先后担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书记，中共宁夏区委书记，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职。1934年10月奉命赴川北，任中共川陕省委下辖的中共川东北道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川西北道委宣传部部长，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长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德生到右路军，经阿坝北进。途中，他与贾拓夫等负责向导及与陕甘边和陕北中共组织的联络工作，经常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沿途的风土民情及地理特点，为长征红军确定行进路线，顺利到达吴起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了贡献。
西安事变后，张与贾拓夫等一起重建了中共陕西省委，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还兼任了一年时间的中共西安市工委书记。在省委书记贾拓夫的领导下，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到1938年12月，关中、陕南国民党统治区已有53个县恢复、建立了中共组织，党员人数由西安事变前的1000多名发展到8000余名。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会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具体办法以后，加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政策，在调集3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在国统区限制、监视、暗杀共产党人和坚持抗日的民主人士。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的重点由发展转为巩固的要求。张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决定，对大发展中建立的组织进行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工作。随着国民党-活动的日益猖獗，中共中央-分析陕西形势的特点，于1940年8月18日作出了《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指示“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张协助省委书记欧阳钦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撤销大部分县以上组织机构改由领导人直接联系党员或党支部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共组织处于更加隐蔽状态，为后来的发展保存了骨干，积蓄了力量。1941年6月，欧阳钦调离，张接任省委书记。194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张仍任书记和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政委，主要领导中共在陕西国统区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于1945年10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后又兼任-部部长。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中共-决定将2月成立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改称西北野战兵团，张被任命为野战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同年7月底，-将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张仍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前委委员；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张的职务未变。同年6月，中共一野前委成立常务委员会，张是九常委之一，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决定组建中共甘肃省委，任命张为省委书记。8月26日兰州解放，他率省委机关进驻兰州，在肃清土匪特务、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团结各族人民，为完成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而辛勤工作，受到人民群众和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的好评。
1954年6月，张德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部部长。同年10月奉调回陕，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2月兼西北协作区会议召集人(后改兼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西北局，张任第二书记，仍是中共陕西省委-。1955年3月、1959年7月，还被选为政协陕西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席。在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力求从实际出发；在领导陕西“三大改造”运动中，也比较积极稳妥。1956年，陕西农业生产获得空前丰收。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斗争和“-”运动中，陕西的工作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也发生一些失误，但他能及时纠正。三年困难时期，他和陕西省委顾全大局，调出一些粮食支援外省，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张回陕后曾反复讲，陕西省的工业布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骨干工业和生活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周恩来的多次肯定。1960年以后，由他主持的陕西省委，针对工农业方面存在“两长两短”(工业腿长，农业腿短；机械工业腿长，原材料工业和轻工业腿短)的状况，提出“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的口号和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措施。1962年，在渡过暂时困难之后，陕西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排除各种阻力，采取断然措施，坚决调整和整顿了产供销问题无法解决的工矿企业，减轻了农业负担，保证了骨干工业的巩固和发展。在农业内部，根据陕西省的自然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确定陕北地区，要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山货土特产；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要建设成为商品粮棉基地。这些论点的提出，推动了陕西经济的发展。在“四清”运动中，他对当时的“左”的做法，有所觉察，曾对一些地委书记说：“给干部作结论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过去有人说陕西地下党是托派、是红旗党，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看法是错误的。”
张宽于待人，严以律己，对自己的错误、缺点经常进行自我批评。“-”运动中一度出现的“一平二调”、剥夺农民的错误，他作过几次公开检查。对于反右倾斗争中批判错了的同志，他在会上公开检讨，赔情道歉。
1965年3月4日逝世。临终时曾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主要遗文收入《张德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