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策安 [公元1911年－1940年]

李策安，1911年出生于襄陵县安李村，原名治安，世以务农为业。幼年丧父，家境艰困。七岁入学，刻苦自励，力求上进，学业优良。高小毕业后，于1928年考入省立运城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接触和阅读了不少马恩列的著作，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并积极参加-，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日寇占领东三省后，他于1932年1月加入山西学生-团，与十多名进步青年赴河南洛阳向蒋介石-，要求抗日，抵御外敌。同年10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毕业后，曾在襄陵第三、第四高校任教。由于思想进步，执教有方，深为师生所敬佩。在四高校任教时，曾与乔贯五、狄香山等同志团结起来，反对校长的保守思想。
面对战火纷纷的混乱时局，李策安以坚定的信念寻求救国安民之策。1936年冬，他考入“山西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在太原学习了十多天后，“西安事变”发生了，薄一波同志给他们讲了一次话后，他和曹凯、席文敏等同志一同分配在新绛县第四区工作。发动与组织抗日，发展“牺盟会”会员，招考国民军官，送到太原去学习，先后搞了3个月。
此时，牺盟襄陵县分会也在襄陵二区（汾东）铺开工作。于是，他回到家乡，从事牺盟会公开工作他积极宣传、组织、武装群众抗日。襄陵人民武装自卫第二中队在邓庄第三高校训练时，他多次去给队员讲话激励，指导工作。1938年，他接替乔佩之，担任了襄陵二区区委组织委员。
1939年上半年，党组织派策安去孝义北方局党校训练班学习。当时交通沿线已被日军严密-，通过敌占区危险很多，策安欣然前往。学习中，他强烈地组织观念、刻苦学习的劲头和爱国忧民的情怀，受到了党校领导和同事的高度评价，0完成了训练学习任务。1939年9月，太岳二地委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成立临襄汾东、汾西县委。李策安同志被任命为临襄（汾东）县委组织部部长。
当时襄陵汾东情况十分复杂严峻，日、阎、伪、匪等多种势力交织在一起，党的工作十分艰苦。但李策安却迎难而上，于1939年10月，硬是在敌人的炮楼下，在自己的家乡安李村发展党员，成立了安李村党支部。为防万一，李策安经常对自己的妻子说：“万一被人家抓住了，你就说你什么也不知道，打死也不能说！”当时，李策安忙于工作，家里的什么事也顾不上。他说：“分家咱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打跑了日本鬼子，咱们就会过上好日子。”当时，妻子不仅要照看一个2岁、一个6岁的孩子，还要操持家务，照顾婆婆。组织开会时，还要放哨，其家人的付出之多可想而知。
正在此时，汾东办事处主任郭松如因过河到县政府汇报工作，在刚过河的当天晚上，在他家刘庄被驻在赵曲的日寇逮捕了。这对汾东工作是个很大的打击。在这一极端困难的时刻，我213旅五八团政治部主任郭寿天于9月间率领二营东渡汾河，到塔儿山开辟抗日根据地。但不幸被汉奸告密，遂发生了震惊襄陵的“桥儿上事件”。
面对办事处主任郭松如被敌逮捕和郭寿天等同志牺牲这一局面，临襄（汾东）县委在安李村李策安家中开会，并约李廉卿（王守业）参加。会上，李策安和大家一起分析当时的形势，并就党的斗争策略做出了调整，确定了汾东办事处主任人选。
李策安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坚定不移，他曾对李平甫同志说：“咱们参加革命，头可断，骨可碎，而志不可移。”当时革命斗争处于艰难之时，他无所畏惧，毫不退缩，热情更高，千方百计掩护同志。如高月梅、李昆山，王守业、乔贯五等，均是其忠诚战友，常居他家，保证了党的工作顺利开展，打开局面。策安学习认真，虽在紧张工作之时，也要挤时间学习，特别是党的刊物更是认真阅读。他对同志的思想教育极其关心，并耐心启发诱导，不少同志在他帮助下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信念，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为党作出了贡献。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前夕，在沁源参加全省牺盟代表会议会议的牺盟乡宁中心区宣传部长张静波回到临汾县河东麦旺子村，向牺盟乡宁中心区负责人王仲英、刘舒侠、杨立奇、汾城县长岳维藩、襄陵县长纪锦章、中共临襄（河东）县委书记乔克勤等传达了薄一波“准备雨伞”的指示，并研究决定依靠临襄河东建立塔儿山根据地。
“晋西事变”发生后，临襄（河东）县委书记乔克勤回到太岳根据地。1940年1月，张静波、王岱东回到襄东，找见临襄县委负责人李策安、张平以及襄东人民武装自卫队领导人姚登山等，传达了麦旺子会议精神，做出了成立襄东抗日游击大队和襄东抗日区政府的决定。这时，河东党组织的处境更加险恶。但是策安同志不畏艰险，依然尽已所能，团结和保护着河东党组织的负责同志。特别是乔贯五，因家在邓庄，距赵曲比较近，所以很少回家。1940年2月7日（腊月三十），乔贯五要回邓庄老家过年。李策安的母亲和妻子再三挽留，让他在家过春节。可乔贯五说：“大家都忙着过年，情况不会有危险吧！”因此在腊月三十下午太阳落山时辞别策安一家回家。没想到由于汉奸告密，正月初一天不亮就被捕，后因营救无果，乔被敌人杀害。
策安同志勤奋工作，不怕艰苦，劳累成疾。1940年麦收后转赴太岳区医院治疗。走到临襄（汾东）县委机关驻地洪洞里开村后，因病情严重，已无法行走。但当时国民党洪洞县长李宜选不断带兵袭扰。组织确定由刚从襄陵河东转移到当地的李庭芳负责，将李策安同志护送到后方医院治疗。于是，李庭芳沿途要担架，终于把李策安同志转移到了设在沁源与沁县交界处的山沟关村的后方医院。当时医院里伤病员很多，条件也很不好。睡觉便是打地铺，而且都要自己动手到山上割野草当铺草，防寒防潮的效果都很差。
时值8月下旬，山区已是寒气逼人。李策安同志穿着单衣，且又病的不轻，势必在医院过冬。所以，为过冬计，李庭芳返回襄陵取棉衣。李庭芳回到邓庄后找见了地下联络站的高飞同志，搞到了棉衣。送到了太岳二地委。因李庭芳另有重要任务，二地委的领导安排另外的人给在医院养病的李策安送棉衣。
但当时正值日寇对晋东南进行大扫荡，战况紧急。李策安身拖病躯，知自己无法和大家一起转移，他对王锡章说：“现在日伪大扫荡，我不能为抗日救国出力了，我两个儿子长大，一定叫他们为党工作！”
1940年9月6日，日寇进袭沁源，策安在转移中不幸被俘，被杀害于沁源尚义村，时年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