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芜洲(1903～1973)山西河津人。幼时在私塾和教会学校读书，15岁父亲病故后，家庭无力供他继续上学。他勤奋刻苦，第二年考上官费资助的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年期满，又考入山东曲阜大学预科。这时，他失去官费资助，家中又无钱接济，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曾四处谋职，想积攒继续求学的费用。先在陕西府谷教了一年小学，又去河北寻找旧友董其武。董其武所部刚被张作霖缴械，自身难保，原只得奔波于豫、鄂、北平等地，直到所带川资全部耗尽，仍未谋到职业。正在走投无路之际，看到食宿全不用自己掏腰包的上海劳动大学的招生广告。他毫不犹豫地赴沪应考，被录取入该校园艺科。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原雄心勃勃，想为发展祖国的园艺事业有一番作为。然而奔走数月，求职无门。原的老师陈兆骝得知此情，于1931年9月推荐他到广西大学任助教。但到职不久就患了伤寒，只得北返山西老家。1933年初病愈，应陈兆骝之邀到陕西，按照杨虎城的意图办农场，因故未能实现。后到凤翔省立二中教书，结识了进步人士李敷仁、何寓础。当时，凤翔省立二中师生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遭到省教育厅的嫉恨。原到该校任教不到半年，就同其他教职员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强行辞退。此后，他相继在陕西第一职业学校、潼关初级职业学校、西北农学院和陕西省仪祉农业学园教书育人，其中在西北农学院的时间长达十余年。尽管他洁身守道，清白做人，一门心思搞好教学与科研，仍不时遭到妒忌、猜疑和-的伤害。一度，他被排挤出西农园艺系，到西农附设的高级职业学校授课。1944年8月，尽管他已经升任了副教授兼园艺场代理场长，仍然被无端解聘，到设在泾阳的西北仪祉农业学园任职。对这些贬调和辞退，他都泰然处之。到仪祉农业学园后，他在康桥马村建成西北地区第一个果园，并兼任康桥马园艺场技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又陷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中。为打内战，反动派拉丁派夫，催粮要款，搞得城乡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原想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利禄，而是百姓的艰难疾苦。原产中国的柿树，耐寒耐旱，最适合北方种植，其果实丰年可作水果，歉年可代粮充饥。他利用假期和教学间隙，自费到秦岭北麓各县、乡调查，共收集到62个柿树品种和各地柿树的嫁接栽培技术，对推动关中地区柿树的种植，起了积极作用。
1949年5月17日，原盼来了泾阳的解放。第三天，他徒步跑到县城找军管会，要求接管他任校长的仪祉农业学园。因仪祉农业学园不属县上建制，县军管会未予肯定答复。他又跑到刚刚解放的西安，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文教厅、农林厅交涉，直至得到明确答复才返回学校。1950年8月，原被调入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技术研究室任技正，负责发展西北园艺的技术指导。当时陕西的园艺基础很差，既无像样的果树新种，又无专门的工作机构。他一边从苏联、东欧和中国东北地区引进大量苹果、葡萄新种，一边上下奔波，建议呼吁，促成各级园艺机构的建立。这些工作为以后陕西园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他在引进新种果树的同时，还下功夫解决原有树种生产中的问题。几十年后人们还津津乐道的“彬州梨不结果”问题的解决，就是一个例证。分布在彬县泾河两岸大片梨园所产的优质梨，清代时曾作为朝廷贡品而远近闻名。然而从1929年后，大部分梨树光开花不结果，一直延续了20多年。果农见不到收成，纷纷含泪砍树。原带几名助手奔赴彬县梨产区蹲点观察研究，终于探明彬州梨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主栽品种“老遗生”自花不能受粉。于是，他提出了人工采粉、贮粉、授粉等一套促成当年结果的治标办法；同时采取混植和高接授粉梨种、扩大苜蓿、油茶等蜜源植物、多养蜜蜂等治本办法。经过推广，到1954年，长期不结果的老梨树又重新果压枝头。
1953年，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陕西杨陵筹备成立，原调任该所园艺系主任，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以后的五年，他的工作重点是调查研究果树种质资源，主持编著了近百万字的《陕西省果树志》，对西北，特别是陕西果树树种资源的开发、利用起到了重要作用。1958年，陕西省果树研究所在眉县西寨成立，原被任命为所长、研究员。他提出“建立秦岭北麓百万亩苹果林带、造福子孙后代”的设想，得到全所科研人员的赞同。于是，他带领一批中青年科技人员很快投入了前期的勘察、规划、设计工作。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写出了十余万字的报告，阐述了各个苹果品种对环境条件的不同要求和秦岭北麓不同地带的不同自然特点，进而提出了在一定区域配置一定品种组合的意见。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个报告，于1960年11月通过了建立秦岭北麓苹果林带的规划方案，把他们的设想付诸实施。这前后，他主持育成“秦冠”苹果、秦酥梨等优良果树品种，还参加了果树区划的研究。
1973年，经国务院批准，农林、外贸、商业三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建立西北、西南外贸苹果生产基地的任务，并要求由陕西省果树研究所承担勘察与规划。已届七十高龄又经“文革”冲击的原芜洲，依然壮心不已，自请党委批准负责陕北高原的勘察工作。他不顾年迈体弱，仍与年轻同志一起，白天野外勘察，晚上与当地干部群众开会座谈，写出了《陕北黄土高原苹果外销基地考察报告》，为陕北外销苹果基地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同年10月5日，原病逝在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园艺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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