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波 [公元1916年－1950年]

王勇波，原名涌波，1916年6月2日出生在河南省南乐县千口乡前林家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县中学读书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找到校长要求改名为勇波。校长问他为啥改?他红着脸说：“涌字去掉0水，加上力就是勇，俺要勇敢地斩浪劈波，抗击日寇，收复失地，保卫咱的祖国!”“好哇!有志气，有抱负，好一个勇敢地斩浪劈波的王勇波，就看你今后怎么做了!”校长高兴地赞同。
中学毕业后，17岁的王勇波考入设在大名县的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参加了学校中共地下组织举办的进步学生读书会。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一天深夜，他独自一人在读书会里学习，忘记了已过熄灯时间。学校教导主任晁哲甫走到他的身后，轻声问道：“看的什么书?全校都熄灯了，你为什么不按时作息呀?”王勇波扭头一看，“哎呀!晁主任，我违反校规啦，请您处分我吧!”他急忙合上 书本，站起来忐忑不安地回话。“勇波同学，不用怕，我知道你在学习什么。你的两份入党申请书我都看过了，党正在考验你呢。只是你要注意休息，遵守纪律，不要太晚了，误了明天上课。”听了晁哲甫一番话，他手拍胸膛激动地说：“我想早日参加共产党，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停课放假，王勇波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他参加了南乐县抗日救国十人团，担任团长助理，在韩张、福坎、千口一带农村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两个月，南乐县抗日游击队宣告成立，王勇波出任副队长，负责宣传工作。
南乐县处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经常遭受日伪军的残酷“扫荡”，抗日军民的生活环境非常困难。
严冬季节，抗日游击队在冰天雪地里与日伪军周旋，走走打打，缺吃少穿。常常啃窝窝头，喝小米汤就咸菜，在柴草堆上睡觉，有些队员情绪低落。王勇波就编了歌曲教大家唱起来，“窝窝头，小米汤，萝卜咸菜脆又香，每班一碗辣椒酱，顿顿吃个大净光；玉米秸，咯得慌，学习卧薪把胆尝，棉衣棉裤不须脱，虱子多了不痒痒；秆草黄，暖洋洋，胜过棉被和热炕，不怕大风和大雪，舒舒服服入梦乡。”几遍歌儿唱下来，忧虑苦闷全跑光，抗日游击队的士气越来越高涨。
1937年腊月二十三，中共直南特委批准王勇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南乐县东区组织委员。
刚过春节，王勇波就冒着风雪出门了。他身上穿着土布棉袄，头上扎着羊肚毛巾，脚上穿着白底布鞋，肩上挎着藤条篮筐，里面装着吃的，看上去就是一个走亲戚的。前林家村周围的30多个村庄，他挨着走了一遍又一遍。
就这样，王勇波以串亲戚为名在南乐县东区发展了60多名中共党员，建立起28个农村中共支部，动员10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39年，王勇波离开家乡，到滑县、内黄和卫河县投身抗日救国斗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勇敢地战斗着，工作着。
在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时任卫河县抗联主任的王勇波正在教游击队员们唱歌，滩上村民兵班长徐双牛跑来报告：村上日伪军在炮楼里喝酒，只有一名哨兵站岗。
“好!打他个措手不及，叫这群该死的到阎王那里圆月去吧!”王勇波当机立断，“现在出发，直奔滩上炮楼!”他和游击队长刘清霜带领30名游击队员，乘着月色，沿卫河大堤内的小道疾速前进。到滩上村后，又穿过一片玉米地，接近了日伪军炮楼。
见炮楼里的日伪军仍在喝五吆六地热闹着，王勇波带领游击队员们冲了进去。他手起枪响，打灭了吊在梁上的汽灯，大喝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20多个日伪军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懵了，顿时乱作一团。游击队员们扑上去，夺取了0。一个日本兵拔出战刀反抗，被王勇波当场击毙，其余日伪军全部被擒。
战斗胜利结束，王勇波和游击队员们带着战利品，押着俘虏，迅速消失在月光下的青纱帐里。
1946年，王勇波调任中共南乐县副书记。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带领百余名干部深入农村，开展土地改革。
驻扎在县境的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地主武装勾结起来，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猖狂进攻，1947年1月24日占据了南乐县城。数九寒天，他打扮成农民走亲戚，进入县城周围的村庄，把中共南乐县委的文件和传单送到“亲戚”们手中，还让进城赶集的“亲戚”们把千百封警告信塞进反动武装头目的门缝里。当年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重新解放了南乐县城，王勇波就任中共南乐县委书记。
1949年春，王勇波离开家乡南下，到达江西北部，被任命为中共鄱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他夜以继日地投入市政府组建工作，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机关管理员夏友看着市长身体越来越瘦，面部腊黄，走路都很吃力，就做了一碗肉菜送到他的办公桌上。王勇波一看就生气了：“小夏!你给我端回去，真是乱来，你难道不知市政府制度吗!”“市长，您都瘦成啥样子啦，大家看着心疼，才让我给您改善生活的呀!您是从河南来到江西，水土不服，工作那么忙，又和大家吃一样标准的饭菜，哪能受得了啊!”夏友说着话儿掉下泪来。王勇波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同志呀，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们的人民政府刚刚成立，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大家都在勒紧腰带艰苦奋斗，倒在大锅里，我要与大家同甘共苦，不然，那还叫人民政府吗?再说啦，食堂天天有大米青菜，比起抗战时打游击的生活强多了。”说罢，他又给小夏唱起那支歌来“窝窝头，小米汤，萝卜咸菜脆又香……”
时过中秋，王勇波奉命离开鄱阳，随军挺进云贵高原，1950年2月到达贵州，担任中共息烽县委书记。
位于黔北的息烽县是国民党反动派经营多年的-巢穴，社会状况复杂，反动势力活动猖獗，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王勇波沉着果敢，指挥若定，把100多名干部战士编成小分队，分头开展瓦解反动武装、团结各族群众的工作。不到半个多，就有近百名旧政府人员向人民政府登记报到，收缴了200多支枪，打开了全县工作局面。
息烽地处交通要道，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大西南的重要战略兵站，每天都有大部队过境。中共息烽县主管粮食工作的副书记马明赏感到压力沉重，他焦急地对王勇波说：“王书记，县里的粮食已经不多了，可是过往的部队越来越多，库存的粮食能维持供应两个月，我们怎么办哪?”“不要着急，办法会有的。只要工作做到家，粮食就会有的。”王勇波胸有成竹地说。他带领县委干部下乡调查访问，掌握了一些富绅、粮商囤粮的情况，又召开征借粮会议，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不出一个月时间，就征借到120万公斤粮食，除保证本县过境部队需要之外，还调往省会贵阳25万公斤。
1950年3月16日，黔北国民党残部土匪武装“-救国军”司令杨平舟部在息烽县东北部温泉乡实施破坏活动，乡人民政府遭到袭击，情况十分严重。接到情报，王勇波立即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前往追剿，同时请求人民解放军某部增援。
为了争取时间掌握主动权，未等增援部队赶到，王勇波就带队出发了。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王勇波一直当排头兵，中午到达养龙司乡。战士们又饥又渴，王勇波口中直冒火，但他仍然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抢先占领有利地形，为增援部队创造条件。
当部队行进到养龙司乡与温泉乡之间的山谷时，遭到由遵义地区流窜到息烽县境内的土匪武装曾广富部和杨平舟部1400余人的伏击。黑压压的匪徒从四面向谷地逼近，密集的子弹从山坡上倾泻而来，王勇波和他带的部队处于敌众我寡的险恶局面。
“抢占制高点!赶快突围!”王勇波一边高喊着，一边向匪徒射击。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英勇战斗，很快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包围圈，占领了一座名叫轿子山的制高点，接连打退匪徒三次疯狂进攻。过了一会儿，山下残暴的匪徒又纠集一起，怪叫着朝轿子山头猛扑。王勇波把打光了子弹的手枪用石块砸坏，又从一名身负重伤的战士手中夺过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一块巨石上作最后动员：
“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战士，宁可牺牲，决不投降!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话音刚落，满身血污的王勇波就端着枪冲下山坡，与爬上来的匪徒展开了浴血搏斗。战士们冲锋陷阵全力拼杀，奋不顾身地保护他们的好书记。
良久，枪声停了，喊杀声息了，轿子山一片沉寂。36岁的王勇波倒在了鲜血染红的山坡上。
次年清明节，息烽县人民政府在轿子山头竖立起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王勇波同志永垂千古”九个大字。
(许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