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心，1867年，生于湖北罗田大河岸古楼冲的一户耕读之家；曾在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12年，任革命实录馆总纂；1922年，任武昌高等师范教授，时值湖北国学馆成立，又应聘任馆长；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应聘为教授；1932年，任湖北省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1944年，在罗田病卒，时年77岁。
在这一目了然的简历中，看不到直接与官场相关的任何记载。他的第一个职务革命实录馆馆长,也只是在一个保存资料的部门。虽然他也曾南下湖南、北上京城。但不管到哪里，他都是一只风筝，那根牵着他的线，就在武汉。
初识汉口
通常而言，一个成就卓著的人，都是有天赋的。王葆心也不例外。据传说，他在童年时期，就喜闻前辈谈论本地掌故，听后心趋神往，铭记不忘。当他来到繁华的汉口镇时，便对这个文藻流风的商埠吸引。这时的他，已读了许多专记乡土里俗的书，却很难找到记录汉口民风习俗的书，当然也就会因为看不到有关汉口风情的书籍而感叹。恰恰在此时，孝感人徐焕斗所写的《汉口小志》辑印成书了。王葆心读后,被其中一段资料所吸引：当年范白舫（范锴）写《汉口丛谈》之时，曾与文友黄心庵“兴往情来”，切磋琢磨，于是与黄心庵同时写下
了《汉口漫志》。王葆心当即决定，我何不也就所见所闻，续写一书，与《汉口小志》共传，亦仿效“范黄并时之唱和”之雅兴呢？因此，他开始著《续汉口丛谈》。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王葆心从城市兴衰、建制沿革、水火灾异、地名掌故、园林建筑，寺观墓葬、名人轶事，风物传闻，修志记载、诗文经石，甚至官场见闻都一一搜集罗列，并加以考证与研究。王葆心在这本书中，表达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汉阳的园亭，池馆之盛，明末清初是最好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承平雅尚”，不像自己生活的年代，人们只知道在车马服食方面进行攀比。因此，他用较大的篇幅记录了鲁肃墓的修复经过，记录了晴川阁、琴台的兴废始末及长春观的修建年代，而且还详细地记录了汉口的谁园、怡园、白园、豫家园、蔼园的建制、规模和景观。特别是黄鹤楼被焚时的纪事诗，楼焚后建警钟楼，于钟楼后又建奥略楼的经过，资料尤其丰富，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地方史必须要借鉴的。
在这本书中，王葆心还通过洪山菜苔，讲述了一则趣闻。清代，红菜苔欲称红油菜。光绪年间，湖广总督李澣章特别喜欢吃红油菜。想把红油菜引进到家乡合肥去。可在合肥生长的红油菜，却远不及武昌生长的。于是，李总督便命人挖掘洪山的土壤，整船整船地运往合肥。当时在武昌市民中便有这样的传闻：李总督刮湖北地皮走了。由上述记载可知，王葆心的这部书确实如他自己所愿，成为一部有关武汉掌故的重要资料书。可这本书稿写成后，曾一度散失了。待王葆心成名之后，其长子王夔强便进行收集整理，于1938年在汉口利华印务局刊印，交武昌益善书局发行。
《续汉口丛谈》成为王葆心为汉口书写资料掌故一书的开始，从这本书开始，王葆心的资料著作一发不可拾，除了《续汉口丛谈》，又有了《再续汉口丛谈》、《汉浒金石小记》、《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特征长编》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余种。可谓洋洋大观。
教学成就
王葆心与武汉的教育也很有缘分。清末，他就曾在汉阳晴川书院（今武汉三中校址）担任过院长（山长）。也就在这个位置上，他于1903年以第三名考取举人，赴礼部任职。民国初年，湖北教育界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以前清举贡及两湖师范学堂和存古学堂的学生为主；新派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两派互相攻讦，各不相让。教育当局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便怂恿当时湖北督军肖耀南出钱创设“国学馆”。
1923年，肖耀南正式在武昌设立“湖北国学馆”，并聘请上年从京城回汉的王葆心为馆长。此时的湖北国学馆中，有内课生和外课生之分，内课生又分预科和本科。预科两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本科则分经、史、理、文四科；外课生被甄录者，按月应课，以一年为限，次年另行甄录。后人评价说，此国学馆之办法不伦不类，本不合学校编制系统，之所以如此设立，乃为苟且调停而已。不久之后，王葆心又受骋到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1926年秋，国立武昌大学成立，由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等组成筹委会，王葆心被聘为国文教授。1928年，武汉大学成立，下设社会科学、理工、文学三个学院，王葆心又和苏雪林、叶圣陶、冯沅君等人被聘为教授。王葆心的教学生涯不断延续。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就有在大学期间所著的教材。
他于1906年撰写出版的《高等文学讲义》，1907年3月即被“学部审定作为中学以上各种学堂参考书”。这本教材，除了“分科大学文科诸君多辗转购求”用作教材之外，还有一些古文专家，如马其昶、姚永朴、陈衍等，都对其书称美有加，“咸深印可”。尤其是林纾，对这本书的评价甚高，称其“近百年中无此作”。可以说，这本旨在为初学古文的学生提供切实可用的教科书，面世后颇受欢迎。
之后，王葆心又对原书作大幅度的“重订补充”，将书由四册六卷(其中三、四卷均分上、下卷)扩充为十册二十卷，并将书名改为《古文辞通义》，作为《晦堂丛书》的一种。1916年8月再版发行。这本《古文辞通义》因而成为其文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以后的武汉大学任教时，这本书同样作为武汉大学的教材。
方志大家
1932年，王葆心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恰逢社会贤达屡次倡议修复黄鹤楼，并一致委托王葆心撰写《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该文3000言，音韵铿锵，对偶工整，起伏跌宕，大气磅礴，各报纷纷转载，一时掀起了空前的重建黄鹤楼热。只是因洪灾武汉损失重大，加上日寇也开始逐渐进逼，重修一事才搁置下来。
在肩负了重修《湖北通志》的重任后，王葆心广搜博览，研究全国志书达1400余卷，将所载内容同有关历史地理资料查对考证，辨抄袭、证谬误、审体例、寻因革，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然后，撰成《重修湖北通志条仪》一卷问世，作为当时修湖北志的方案。
这部条本，就是其5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方志学发微》的第一卷。为什么把重修湖北通志条本作为第一卷呢？那是因为王葆心在掌握的大量史料、资料的基础上，发现宋元以来仅存不多的志书，也多有互相沿袭、缺少条理、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他撰写出条仪，是在为湖北通志的撰写进行指导。然后，他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集方志学之大成”的《方志学发微》，全书共分七篇：取材篇、纂校篇、导源篇、派别篇、反变篇、赓读篇、义例篇。
这部巨著成为“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先驱”，一经问世，便成为方志界的指导文献。l984年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发行了该书的前三篇，在“出版说明”中称：“王氏此项研究是前此三四百年来史志学者所未曾做的工作”。
王葆心对重修《湖北通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1934至1936年间，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此时，湖北通志的编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抢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王葆心两次北上，在北平图书馆的楚学精舍中查阅资料。据说，曾经有一个陈姓浠水人到楚学精舍来拜访王葆心，套过近乎之后，委婉劝说王葆心出关，去伪满政权任职，并许以利禄。王葆心当即起身呵斥其出卖民族利益，投敌求荣的可耻行径。陈某被呵斥，只得羞愧而去。而王葆心却因愤怒而一度昏厥，幸有助手施救，才缓缓苏醒。事后查明，陈某实为日伪政府的机要秘书！第二次在北平选抄材料时，“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王葆心乃携带手抄稿，备历艰辛，间道返汉。
王葆心一生著书立说，涉及研究领域颇为广泛，但其晚年，在方志学的研究上致力尤勤，其遗著达170余种。除已刊的《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再续汉口丛谈》，未刊者有《方志学发微》、《增补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特征长编》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余种。
史志不分家。王葆心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也有目共睹。中国第一部革命史《湖北革命实录》，就是他修纂的。在修纂这部革命史时，他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即摒弃了“以君主一人为体，统领历史”的陈腐观念，提出了以“一大群人活动”为中心，“以民人全体为本纪之主体”、“以民权代君权”的修纂理论，主张“革命史应为生人立传”。还认为“政治既有更张，文籍随世递交”，即使被立传的人“日后之自改各有隆污，而其过去之陈迹初无改变。”这些是他
对历史编纂学的卓越贡献，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意义。
抗战爆发后，日军迫近武汉，王葆心毅然辞职，携书6万余卷回到故乡罗田，任罗田县志馆馆长，1944年，为进一步了解宋朝末季楚东义民-保乡用兵之地理形势，抱病前往天堂寨实地考察。因过度劳累，归家半月，竟不起，时年77岁。
王葆心去世后，有人在罗田王葆心墓，写下《谒王葆心墓》，诗文如下：一抔黄土草萋萋，碑壁寒伧香火稀。谁知墓中安睡者，竟是楚宝国君师。笔者曾经为祭奠这位史志学大学，专程前往罗田，拜祭了王葆心之墓，并在那已经破败不堪的故居前徘徊，期望罗田县政府应该拿出一笔钱来，精心修缮这栋已经苍老的古屋，因为这是罗田的骄傲，这是罗田的文化，这也是罗田是否尊重文化及大师的试金石。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为“嘉其学行”，重修王葆心墓。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笔题下了“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二语，以表墓门，湖北省文史研究馆为其撰文立碑纪念。
除了董必武评价的“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之外，张春霆称王葆心是“集方志学之大成”的学者；闻惕生称其作品为“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萌芽”；国民政府（重庆）在1944年如是评价王葆心：鄂耆儒王葆心，性行纯笃，学术渊深。早年从事著述，即同情革命，激发民族思想。民国后，屡经患难，艰贞自矢，志节然。其掌教近三十年，著书达数百卷，实足矜式士林，有功来学。兹闻溘逝，悼惜良深，应予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政府彰闻耆贤之至意。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为“嘉其学行”，重修王葆心墓茔时，董必武又以旧联题写墓门，以为旌表。并多次指示湖北有关方面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遗著。也正是在董必武的保护下，其大量珍贵著作的手稿，几经辗转，最后被湖北省博物馆珍藏。1959年年夏，董必武在湖北省谈地方志并强调各县都要修县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葆心曾与甘鹏云、傅岳棻、卢木斋、张国淦等耆宿动议编修《湖北文征》，进行地方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后因抗日战争而中断。也是在董必武的倡议下，终于启动《湖北文征》的工作，于1964年由湖北省文史馆完成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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