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光,1908年出生于湖北省新洲县肖家桥附近张北南村。其父亲是乡间塾师,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张谦光小时候随父母离乡背井流落武汉,父亲在口工人子弟学校任教,由于操劳过度,贫病交加,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迫于生计,母亲遂回娘家与其胞弟一起务农为生。
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了求学,张谦光只身留在汉口。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他考进了一所半工半读的中学。为了不至中途辍学,他课余就在校内揽些杂活干,节假日还要到校外去搞搬运。熬到中学毕业,他考入私立中华大学教育系,依然靠半工半读以维持生活和学业。
1929年春,张谦光大学毕业。但这位富有知识却穷于钱财的张谦光,依然-浪迹江湖——在襄樊一家商店当过小伙计,在武昌建筑工地搬运过砖瓦,在汉口打包厂扛过棉花包,还打扫过江岸码头的石阶……
这年夏天,张谦光考入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办的暑期教职员训练班,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梅雪馥。秋季,训练班结业后,他和梅雪馥被分配到宜昌。他任湖北省立民众教育馆讲演员兼湖北省立第二小学教员。1934年,张谦光调到大冶县政府任督学。1936年,又调任应城县政府督学。在任督学的四年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风貌,每到一地,总是勤奋工作,不摆官架子,因而,他深为教育界下层人士敬重和热爱。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践踏,张谦光对此激愤不已。为了表示对日军的痛恨和对中华大好河山的热爱,他给刚出世不久的小女儿取名“挽芦”(挽救卢沟桥)——以示他救亡图存的决心。
1937年底,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建设厅合作事业委员会委员李范一共同议定:在应城县汤池开办一个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开展爱国救亡活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陶铸受党的派遣主持汤池训练班的领导工作。1938年春,训练班第三期开学不久,国民党当局便派当时身为应城县政府督学的张谦光到训练班“旁听”,其实,是为了监视训练班的活动。但“旁听”之后他对训练班的认识和态度起了深刻的变化。他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更是钦佩不已。他恨自己盲人瞎马似地混了这么多年,庆幸自己获得这次“旁听”的机会,进而确定了今后应走的道路。
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他悄悄地找到陶铸,讲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和盘托出他来汤池的背景和特殊使命。他深有感触地谈了来到训练班后感情上的变化和思想觉悟的提高,表明自己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陶铸衷心地感谢他讲明真实情况的诚意,高度赞扬了他的转变,热情欢迎他参加革命。张谦光受到很大的鼓舞,殷切地期望陶铸给他布置任务,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表明他的转变。陶铸根据他的情况和当时客观形势,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希望他今后多作些宣传发动工作。
第三期训练班结业后,张谦光回到县城,他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汇报说训练班没有什么问题,一面鼓励青年学生到汤池去学习。同时,他还凭借督学的身份,亲自串连进步教师,筹建抗日宣传队。在他的带动下,宣传队很快组成了。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宣传队内,张谦光常向队员们讲他在汤池训练班所见所闻和感受,还向队员们传授宣传的方法,扩大了党的影响,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国民党县政府仓皇搬进深山。张谦光和他们分道扬镳,公开投进共产党的怀抱。中共党组织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树立群众的抗日信心,决心一面迅速展开武装斗争,一面派干部到基层发展党的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陶铸按党的指示,在京山、应城边界组织了京山抗日自卫队和应城抗日游击队。张谦光任京山县政府政治指导员,到京山县丁家冲一带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年底,经沈德纯介绍,张谦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组织上考虑张谦光在应城各界人士中有较好的关系,调他任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4月,陶铸指示张谦光、徐觉非、苏化龙等人,深入到应城的沈铺、杨家河、长江埠等地开展工作。张谦光到沈铺后,秘密寄居在进步教师田泽民家中。他带着工作队,深入到湖头汊尾发动群众。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一批乡、村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应城县第一区抗日民主政权,张谦光担任区长。
为了加强县级政权的建设,1939年秋,张谦光调任应城县政府民政科长,后任县政府秘书并代理县长。
1940年春,中共应城县委成立,张谦光当选为县委委员,并任政权部部长。他在团结各界人士联合抗战,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0月,日伪联合发动对应城湖区的“扫荡”,县委决定以进攻打破敌人的“扫荡”。第一次进攻战,因缺乏经验,准备不周,未能煞住敌人的嚣张气焰。伪军头目吕华奎依靠日军势力,依然四出袭击中共领导下的区、乡抗日政权。为了消除这个大患,张谦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集思广益,侦察敌情。10月底,获悉黄家滩据点内的日军调至正面战场作战,敌伪据点仅剩吕华奎部,县委决定立即抓住这个战机,向敌人发动第二次进攻。11月5日,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兵分三路,于凌晨一点向黄家滩据点发起攻击。张谦光率领二中队一个排和矿工分队为一路投入战斗。仗打得很激烈,敌人伤亡惨重,节节败退。由于敌人从县城派来了大批援军,张谦光率部相机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虽然没全歼敌人,但是给敌人以重创,迫使敌人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出来肆意妄为了,日伪勾结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和政权的阴谋破产了。应城抗日民主政权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了新发展,张谦光也在战火中提高了领导武装斗争的本领。
1941年3月,中共应城县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张谦光当选为县委书记,后又兼任县长职务。这以后的年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勾结对抗日军民的夹击也愈演愈烈。在这艰难困苦、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肩负重任的张谦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搞好工作。
1941年冬,应城地方抗日武装和日军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那天正值农历除夕,县委召集区级以上的干部在葛峰岗湖里的小岛上开会,欢迎战友们脱离虎口归来。由于对敌人估计不足,没有及时转移驻地。次日拂晓,小岛突然被敌包围。张谦光临危不惧,沉着指挥突围战斗。同志们劝他先走,他坚决不同意,并亲自在前沿阵地指挥阻击妄图登陆的敌人。经过一场激战,我方虽有牺牲,但是开会的干部和获释归来的人员安全脱险了。
1944年8月,张谦光受命担任襄北专员。1945年3月,调任鄂中专员,后又担任襄北地委书记。领导了襄北地区进行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斗争。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大军,杀气腾腾地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留下少数人坚持原地斗争,大部队突围转移。张谦光主动请示留下坚持和敌人周旋。
9月,张谦光率领鄂中留守人员转移到鄂西北武当山地区。在武当山区党委领导下,成立鄂西北军分区,张谦光被任命为兴山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
年底,国民党军继续向西追击解放军,鄂西北形势严重恶化。张谦光等带领着留守部队江汉军区第三团转移到房县、兴山一带,昼夜不息地与敌周旋,并伺机打击敌人。一次,在兴山县大、小螺山地区,他们一举歼灭敌鄂西保安团两个连。
1947年1月下旬,当张谦光率部再次迂回到兴山大、小螺山一带时,不料与敌六十六军两个团和敌七十五军一个团遭遇,激战三昼夜。22日,正值农历除夕,一场罕见的大雾把大、小螺山遮掩得严严实实。张谦光所部凭借大雾掩护,突出了重围,经巴东县平阳镇撤到小龙。战斗部队和司令部分别驻在一道山沟两边的丛林中。中午时分,大雾渐散,敌人发觉张谦光所部突围的去向,便向小龙蜂拥而来。张谦光和司令员邹毕兆、政治部主任吴仁芳等研究决定,将司令部撤至沟东与作战部队合拢。当通讯战士刚刚把电台拆收完毕,敌人已从山上压下来了。张谦光等与作战部队会合已不可能了,只好带着身边几名通讯、侦察战士,避开敌人朝另一座山撤退。
山高林密,冰天雪地,加之敌人重兵-了隘口,突围已不可能了。他们凭着高山险峰,在冰天雪地里兜圈子,设法向-围找部队。夜幕拉开后,张谦光等架起电台,向鄂西北军区党委报告说:我们在小龙遭敌包围,大部队与敌激战后撤出,我们几个人正在设法突围。军区党委指示他们向宜昌或四川方向转移。
次日新春佳节,他们向龙门河方向转移。时至中午,前锋战士突然发现,山隘口已被敌人-,他们只好隐蔽。下午,敌人开始搜山,他们眼看敌人一步步地逼近了,已经无路可退。张谦光鼓励大家说:危急关头已到眼前,这是对我们最严峻的考验。是英雄、是狗熊就在这个时刻看!接着他们用电台向军区报告说:“我们四周都是敌人,并向我们逼近,突围已经无法。这是我们最后的电报。”说完后就砸毁了电台,准备与敌人作最后的拚搏。
当敌人搜到山腰时,夜幕降临了。张谦光等隐藏在茅草丛中,一队敌人从他们附近蠕动过去,他们趁黑夜又一次钻出重围。他们夜行晓宿,靠野兽出没的山洞栖身,虽然暂时躲过了敌人,但是逃不过饥寒的威胁,每人每天只能靠几十粒玉米来充饥。
2月6日是元宵节,他们在山上碰到了一位山民,在他的引导下,张谦光一行过了龙门河,来到了天子坟。不料却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敌军冲散了,幸好第二天他们又重新聚合,可惜的是向导不见了。
饥寒交迫,伤病交加,几个人都已体虚力弱,张谦光老病复发,行动更难。敌人又围上来了,政治部主任吴仁芳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几个战士也先后失散。2月下旬,张谦光等转移到兴山县北部平水河一带时,只剩五个人了。
2月25日,身体已极度虚弱的张谦光和幸存人员来到平水河南边的山上,他们感到这样在山上盲目转悠不行,即使不被敌人发现,也会饿死、冻死,更谈不上找大部队了,如能找个向导就好了。正在这时,发现了一个过路的山民。他们欣喜不已地请他带路。那山民说,路是熟的。但现在走不出去,到处都是敌军,满山遍野地搜查。不如先到他家暂避一下,然后再设法到宜昌。这正与张谦光等人想到一块了,也符合军区关于突围的指示。
26日,张谦光、邹毕兆等人在这个向导的引导下,转移到平水河南边的后沟,忽然向导不见了,正当大家惊异时,迎面响了两枪——他们发现上了敌人的当。走在前面的张谦光身中两弹倒在草丛中,不幸被俘。身受重伤的张谦光被敌人押到平水河边,他挣扎着,面对枪林刀丛破口大骂。敌人摘下他身上惟一值钱的一块怀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英勇的儿子张谦光,就这样牺牲在平水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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