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鸿勋，1912年生于河南省安阳县陶村一殷实之家。父亲陶奉先是这一带开明绅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意识，陶鸿勋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在省城开封黎明中学读书时，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学校组织上街-，他积极参加，毕业之前，经地下党员李铁志介绍，加入共产党。1928年夏天，根据上级指示，陶鸿勋回到家乡，办学堂，一方面培养人才，一方面秘密发展组织，联系文教界的进步人士。
1932年，朱小庄村挂出了“启蒙小学”的招牌，由陶鸿勋的好友朱振干、乡绅荣景云、冯希尧出钱资助，陶鸿勋任主任教师。
1935年，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纪德贵来到安阳，召集陶鸿勋、田坤元、董庆民等人前去开会。会上，纪德贵宣布︰根据上级指示，中国共产党安阳县委成立，书记陶鸿勋，委员田坤元、董庆民等。会后，按照特委“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民组织，开展以反帝反封建剥削为中心内容的土地革命”的指示，陶鸿勋辞去教员职务，来到了群众基础较好的城西北部。从此，陶鸿勋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众乐、彪涧、东灰营一带。他走乡串户，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员40多名，成立了三个支部，并组织了农民协会。
有一次，蔡村农民田志广，在自己地边起土护岸，遭到地主田振山的无理打骂。陶鸿勋带领农民协会20多名会员闻讯赶来，向田振山展开说理斗争，田慑于众怒，乖乖低头认罪，保证永不再犯。
下营村地主戚景田的羊群，经常啃群众的树苗，陶鸿勋听说后当即指示由农民协会负责，组织了“林约社”，公布了“护林公约”，迫使戚家赔偿了-家30多颗树苗损失，并补栽了30多颗树苗。
陶鸿勋见不少村里的贫苦老人死后无钱埋葬，只能纸衣席卷，有的只得向地主借0，弄得越来越穷。经过教育发动，在董王度组织了由38家参加的“老人社”，无论谁家办丧事，均由各家出5斤小米和拿出1至3毛钱，共计190斤小米和10多元钱，基本上解决了埋葬老人借0问题。
1936年夏，根据冀鲁豫边区特委、创办报刊，扩大宣传”的指示，中共安阳县委决定创办《亚东报》，陶鸿勋任社长兼总。
没有资金，陶鸿勋除卖了自家的部分土地，又动员永和集的乡绅楚植模拿出70元大洋，楚良臣拿出30元，王献章拿出10元。《亚东报》旨在宣传爱国，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反动日本侵略，反映人民疾苦，问世后即受到人们的欢迎，供不应求。但同时也引起了当局的震惊和恼怒。
一日，国民党安阳专员方策召见陶鸿勋，责令他把报纸停下来。陶鸿勋说︰“敝报倡颂爱国，反对侵略，揭露黑暗，抨击腐败，这是报纸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既没有反对政府，又没有党派倾向，何罪之有?倘若专员强行停止，岂不是限制出版自由违反宪法?”
方策被陶鸿勋驳得无言可答，但还是气极败坏地说︰“好你个陶鸿勋，够灵牙利齿的，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但你的报纸违背了地方政府的意图，就必须给我停下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以后，方策又几次因《亚东报》停刊问题召见陶鸿勋，陶鸿勋拒不执行。1937年夏，方策派警察局强行封闭了《亚东报》。
时隔两天，在由安阳专署操纵的《民声日报》，大肆宣扬了封闭《亚东报》的“赫赫战果”。但与此同时，油印新版《亚东报》又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揭露了安阳专署扼杀人民喉舌的倒行逆施，还刊载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共中央北方局宣言和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宋庆龄等1700多个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内容。
气极败坏的方策把警察局长、特工队长召到专署，把一张油印的《亚东报》摔到了他们面前︰“瞧瞧吧，这就是你们的'赫赫战果'堂堂的警察局、特工队，能让一个小小的陶鸿勋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都0的混干饭吃啦?咱丑话说到头里，十天之内抓不到陶鸿勋，我撤你们的职!”
警察局长和特工队长面面相觑，满头冒汗，当即表了决心︰“十日之内保证抓到陶鸿勋，否则甘愿受罚。”
第二天，在安阳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对共党分子陶鸿勋的“通缉令”，形势异常紧张。当晚，报社职员师振东被抓到了警察局。
师振东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当警察局长向他表明供出陶鸿勋和《亚东报》的藏身地址，奖大洋10元，否则，老虎凳、辣椒水侍候时，他一下子跪倒在地。
1936年7月24日凌晨，陶鸿勋在永和乡王家口被捕。当押着他走到村口时，正巧踫上早起拾粪的村民王怀芝，于是便大喊“怀芝哥，快叫朱振干给我送衣服!”
陶鸿勋的好友朱振干一听王怀芝说完，早饭没吃便赶到陶村，给陶鸿勋的妻子送了信。妻子一听丈夫被捕，顿时抱住6岁的儿子哭成泪人儿。
“弟妹别哭了，我想鸿勋说的那样急，不一定光送衣服，恐怕还有他的那事，我瞧事不宜迟，你赶紧收拾收拾叫我去吧。”
一句话提醒了陶妻，于是，赶紧找了几件衣服交给朱振干。
在安阳暂押所，朱振干塞给看守两块大洋，便顺利地见到了陶鸿勋。看守闪到一边，让他们兄弟说话。
陶鸿勋接着衣服，小声对朱振干说︰“赶紧到陶春景家，把藏在神位后边的-销毁。”朱振干点头答应。这时看守进来了，朱振干大声地说︰“放心吧兄弟，陶(景春)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决不会有半点闪失的。陶鸿勋点了点头，感动得泪都下来了。
朱振干赶到陶景春家，见陶景春不在，只有0在家，便对她说︰“大娘，今儿个响午我在你家吃饭，中不中?”大娘说︰“咋不中?乡里乡亲的来了，不吃饭我还过意不去呢?”“那我给你两块钱，你去买点肉买点韭菜咱吃饺子吧”。陶母硬不收钱，朱振干硬给，陶母才乐滋滋地去买菜了。等她买菜回来，朱振干正好烧罢。
处理了密件，陶鸿勋放心大胆地和敌人周旋。
在国民党地方法院特别法庭上，法官提问了陶鸿勋的简历后猛然喝问︰“陶鸿勋，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我是开封黎明中学的毕业生，现任《亚东报》社社长兼总，不知道什么共党不共党。”
“可你的言谈行动已充分暴露了你的共党身份。”
“请问，我什么时候发表的言论，谁能证明我参加了共产党，你们又是依据什么说明我是共产党?”
“那你为什么发表反对-、拥护共党主张的社论，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是共党吗?”
“恰恰相反，本人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我更热爱我们的中华民族。发表拥护抗日救国的社论，更是我爱国的表现，怎么能说爱国就是共党呢?”
“那你的报纸为什么专门宣传共党主张，只有共党分子才这样做?”
“本报代表人民喉舌，代表人民利益，在发表的社论中如果说有中共的抗日主张相吻合的地方就是共产党，那么九一八事变以后，安阳学生同全国学生一道，左臂缠有'抗日救国'的黑纱，--，难道都是共产党?宋庆龄、何香凝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难道她俩也是共产党?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呼声，难道都是共产党?”特别法庭成了陶鸿勋的宣传阵地。
“住口，你这个共党分子，竟敢在法庭上造谣惑众!”法官暴跳如雷。
陶鸿勋不慌不忙︰“如果没有任何证据便凭空诬人是共党，那么，如果别人说法官先生你也是共党，你将怎样解释?”
法官被陶鸿勋驳得张口结舌，终因证据不足无从定案而被迫休庭，最后上交开封绥署。河南省高等法院对陶案仅因发表“抗日救国”偏激言论，而无“共产罪证”批“无以定案”驳回安阳。就这样，陶鸿勋于1937年2月6日被保释出狱。但由于县委遭到严重破坏，陶鸿勋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搜捕，到漯河《五卅报》社做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沿平汉铁路大举南犯，安阳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安阳古城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陶鸿勋虽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信念，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为了响应“全民抗战”的号召，利用工作之便，动员南逃学生杨和群等人返回家乡，坚持抗战。他组织了“中华民族保卫团”，后扩展为“青年抗日救国会”。
1938年3月20日，陶鸿勋在临漳县柳园集召开了“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会上，陶鸿勋慨慷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由东北、河北烧到了我们的家乡，祖国山河备受蹂躏，漳河两岸的同胞残遭-。”他列举了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的残暴兽行，当场有好多听众放声大哭。
“同胞们，-奴的灾难已降到了我们的头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祖宗生下我们，是让我们做国家的主人的，不是让我们做-奴的!凡有血性的爱国青年，请拿起刀枪，加入我们的'青年抗日救国会'，拯救我们的民族，拯救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陶鸿勋声泪俱下，群众义愤填膺，当场就有4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青年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由陶鸿勋任主任，赵景云任副主任，杨和群、楚良臣分别负责临漳、安阳两地的分会。
一时间，“青年抗日救国会”在漳河两岸点起了抗日烽火，他们到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东三省”、“还我山河”的标语，宣传全国人民抗日的战果，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战”的主张。在北起临漳、南至汤阴、东自回隆、西抵安阳的大片土地上，到处都有“青年救国抗日会”活动的足迹。一批地方武装也自带手枪、自行车、马匹入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由原来的两个排60多人迅速发展到100多人。
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冀南，协助地方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陶鸿勋到冀南找到第三专署专员唐哲民，协商派一批干部到根据地学习。在5至10月间，“青年抗日救国会”共派出100多人分两批到冀南第三军区军政干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冀南安阳各军政部门工作。
8月下旬，为了配合八路军东进纵队打漳南战役，陶鸿勋只身来到崔家桥大土匪王自全的驻地，动员他参加抗日。王自全和陶家有故交，当年王自全落草为匪后，曾被东三区自卫团团长李台抓获并决定处死，后经陶鸿勋之父陶奉先老先生担保方将其释放，这种救命之恩使得陶鸿勋胸有成竹。
王自全在听了陶鸿勋讲的抗日道理后，决定率领全部人员投向东进纵队，并和陶鸿勋结拜成把兄弟。但时隔不久，王自全受不了八路军的纪律的约束，便又脱离纵队重回崔家桥当他的匪司令。
11月，曾在陶家住过一段时期的地下党员王维刚率八路军先遣三大队进驻临漳，约见了陶鸿勋，对他出狱后虽失去组织联系但仍然积极为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即同意中共临漳县委重新解决了他的组织问题。历经艰难奋斗不息的陶鸿勋又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不禁热泪滚滚。
12月，在太行第四游击队司令纪德贵的领导下，动员了大批工农群众，建立了隶属于该部的第三、第四大队，陶鸿勋任三大队队长。
陶鸿勋真不愧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指挥的下柏树战斗，一举击退了日伪军300多人的进犯，毙伤敌伪20多人，缴获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10多支。之后，他又调任第四大队教导员。为破坏日军军运，他们扒铁路、埋0、搞袭击，弄得日军胆颤心惊。
1939年春，匪首王自全投降了日军，被封为“剿共”第一路第一支队少将司令。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土匪头子要在崔家桥召集民众大会，公开宣布投敌。陶鸿勋得知情况后，决定置生死于度外，亲自到场和王自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向民众揭露这个土匪汉奸的真面目。
王自全对陶鸿勋的不请自到有些不悦，但碍于把兄弟的情面，安排他坐在台前。
会上，王自全要民众献出金、银、铜、铁、棉花等战略物资，支持“大东亚-”，说什么这是为了“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圈……”
王自全正讲得洋洋得意，陶鸿勋挺身登台，说︰“本人有幸参加了今天的盛会，并听了王司令的讲话，真是十分荣幸，百感交集。谨对司令的讲话加以补充说明；皇军早在日俄战争中荣获'劲旅'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最近在平型关战役中千人完蛋，尽忠天皇去了；在阳明堡机场，一夜之间24架日机'光荣'起火；在晋北忻口战役中，2万皇军尊贵完蛋，还有去年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这就是皇军的所向无敌。同胞们，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就是把我们的大好河山变成第二满洲，变成太阳旗下的附庸国。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变为昭和天皇陛下的顺民……”
在陶鸿勋讲话时，王自全、琚同珍等人气得脸色由红变紫，由紫变青。台下听众先是茫然不解，继而恍然大悟，死气沉沉的会场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陶鸿勋声调更加高昂︰'同胞们，皇军在平汉线进攻中，更是对我同胞枪刺刀砍，血肉横飞，机枪点名，尸横遍野。在我安阳城乡，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悲剧，尸满北马道，血染西营坑，所以，我们不能再束手待毙了，拿起武器，参加八路军，奋起反抗吧!”
这时，会场迸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恼羞成怒的王自全面露凶相，恶狠狠地说︰“好小子，你敢拆我的台，咱走着瞧!”便愤愤地离开会场。
1939年2月，根据国共两党在安阳地区以漳河为界的协议，八路军东进纵队奉命转战漳北，安阳东部的抗日政府同时撤消。党组织、救国会等抗日组织全部转入地下。不久，安阳东部再次沦为日伪统治区，王自全成了这一带的土皇帝。于是，他选派爪牙琚宜祥等10名黑枪手，开始了“刺陶”的罪恶计划。
1939年4月30日，是陶村集贸大会，久未回家的陶鸿勋上午回了一次家，本要拿几件衣服就走，怎奈妻儿苦苦相留，才答应吃过午饭再走。吃过午饭，一算命先生登门，缠着要为陶鸿勋算命，正在这时，一帮人闯进家门。
“鸿勋在家吗?”
没容陶妻反应过来，他们便闯进里屋，对准陶鸿勋-数枪。一代抗日英杰陶鸿勋，为人民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7岁。
来源：中华英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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