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敏，又名田仲达，1902年4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樱桃坡的一个侗族农民家庭。他5岁丧父，家境穷困，两个姐姐均被恶霸地主强占，母亲忍痛卖掉几亩赖以为生的田地，送田嘉敏读书，望他长大为田家争口气。
1924年，田嘉敏考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毅然抛弃“追求仕进，光耀门楣”的初衷，投身革命。1927年2月，经校长胡佐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晃县侗家第一个共产党员，不久，他按组织部署，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常德县党部青年总干事。
1927年4月2日，田嘉敏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了湘黔边陲的晃县侗乡山寨，与周常沛、姚子杰一道筹建了国民党晃县县党部筹备处，并任县党部组织、工农两部部长。他串乡走寨，兴办农民夜校，一边教农民识字，一边用侗乡方言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阐明“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意义。他还买了一千多本进步书刊，分发到各学校，鼓励师生们学习革命道理。经过他们的宣传发动，县农民协会、商民协会相继成立，侗乡山寨的革命热潮也迅速掀了起来，他们还组织农民特别法庭，准备惩治那些过去欺压残害农民的恶霸地主。
农民法庭的成立，引起了县团防局长姚炳麟的仇视。这位局长本来就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土豪，生怕引火烧身。为了此事，姚炳麟专门到县党部去“拜访”田嘉敏，佯装笑脸，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就对他说︰“办党是好事，老夫极为赞同，只是地方父老还不欢迎你们这么做。你们年轻人，血气方刚，易入歧途，组织特别法庭之事，还要三思而行啊!”他也笑着回答说︰“组织农民特别法庭，是审判那些压迫农民的首恶，是革命的需要，势在必行。只是本县内哪些人属于土豪劣绅，哪些应该惩办，晚生正要请教老先生呢!”姚炳麟作恶心亏，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只好仓惶告退。其他地主土豪闻知此事，大都龟缩在家里，不敢出门，生怕哪一天农民会惩办到自己头上。
不料，为时不久，上海发生了四一二-政变，贵州军阀犹国才在芷江县也制造了提灯会惨案，杀害了农运特派员唐伯赓和农民骨干100多人。这一消息传到晃县后，田嘉敏、周常沛等决定将县党部和农民协会转移到群众基础好的扶罗乡去。5月18日，当他们刚做好搬迁的准备和用午餐时，突然遭到县里30多名-的包围。周常沛等突围逃脱，而田嘉敏却因地上竹桩刺伤脚被捕。警察局用刑逼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员，有湘西党务办公厅的公函为证。又问他︰“为什么要宣传赤化?”他说︰“我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宣传三大政策，怎么就是宣传赤化?”警察局无言以对，处以四百银元的罚款，将他释放。
田嘉敏获释后，得知县党部、县农民协会均遭破坏，-笼罩全县。于是，他扮成商人，化名田利生，搭货船来到常德寻找中共党组织。他到常德后，才知道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常德也发生了敬日事变，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他的老校长、入党介绍人胡佐武也已殉难。他满怀悲愤重返晃县。船到波州，犹国才军队以“共产党嫌疑犯”将他逮捕。刑讯中，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田利生，敌人看不出破绽，便没收他的财物，将他释放。
田嘉敏回到晃县后，与从常德转移回乡的共产党员姚伯阳、姚季卿取得了联系。三人商定在较为偏僻的殿溪、樱桃坡等地，组织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斗争。他们秘密串联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利用侗乡正闹饥荒的机会，责令地主豪绅出款出粮赈济饥民。对拒不执行的地主，就带领农民上门派粮派款，并警告他们说，如不拿谷子出来救荒，就要“打富济贫”。曾经霸占田嘉敏姐姐的姚沛生，是个有钱有势的财主，这次也逼着他姐姐前来说情，并邀请他赴宴，他坚决拒绝，照样要姚沛生出款出粮。在田嘉敏等人的领导下，殿溪、樱桃坡在四周一片-包围之中，竟然掀起了农民救荒斗争的高潮。
殿溪、樱桃坡农民斗争的兴起，使晃县反动当局坐卧不安。12月3日，县教育局长杨子云以召开教师会议为名，邀请姚伯阳、姚季卿、田嘉敏参加。姚伯阳、姚季卿来到县里即被逮捕。田嘉敏没有去，但也未加防范。当晚，他的住宅被反动-暗中包围。第二天凌晨，他妻子刚打开门，反动-便一拥而入。他闻声一跃而起，拿起一根木棒，奋力击倒两个-，然后冲出门外，不料被瓜藤绊倒在地，蜂拥而上的反动-向他腰部连砍两刀，田嘉敏当即昏死过去。反动-把他拖进屋内，翻箱倒柜，杀鸡宰鸭，狼吞虎咽之后，抓了几个民，将他抬到县里。
6日那天，晃县县城戒备森严，岗哨林立。田嘉敏、姚伯阳、姚季卿这三位被敌人折磨得皮开肉绽、骨断筋残的共产党人，被五花大绑，架赴刑场。面对沿途目送的侗乡乡亲，田嘉敏用最后的力气喊道︰“刀还刀……枪还枪……共产党员杀不光”，随即从容就义，年仅25岁。
来源：中华英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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