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字石屏，晚年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县永靖团福田村（今属隆回县）人。清咸丰十年八月初六日（1860年9月20日）生。青年时多次应试不第，在村义学任塾师。秉性刚直，路见不平，必拔刀相助，对官绅豪富尤深痛恨。尝云：“官食民膏作威作福如此，吾将尽力铲除之。”光绪二十一年，在家乡办福田小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县城，在文庙兴办私塾，“招收学生之悍者，教授而训练之。”后以为教育救国“其道迂远，未能济急”，乃参加洪门会党，多次去时荣桥（今属新邵县）会见会党首领周叔川，与周在一字山设坛聚义，共谋反清革命。次年秋，得知黄兴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谭人凤在会党中加紧活动响应，召集各地首领至县城密会，约定肖立诚、李洞天为邵阳主任，唐镜三为武冈主任，刘纲领为隆回主任，李燮和为安化主任，周叔川为新化主任，分别积极发展会党组织，并以县城所办私塾为通讯联络处，印就章程、党证，讲义册分发各地。
光绪三十一年，谭人凤先后去辰、沅、黔、桂串连会党，并与衡州、永兴、郴州、桂阳等地会党联系，会党势力“逐弥蔓于全省”，谭人凤成为洪门首领。同年十月下旬，谭属会党于宝庆麻塘起事，谭由桂林驰归而事已败，党众集其家，官府警觉，派兵围捕。谭-离乡赴长沙避难，寓驻省新化中学堂，权任监督。八月，离湘逃亡日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十月，湖南爆发萍浏醴起义，谭人凤图谋响应，归国抵长沙而事已败，乃再赴东京。十二月（1907年1月），插班进入法政大学第五期学习。此期间，谭人凤参与了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与保皇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大论战，谭严斥梁启超为反复小人，表示与改良主义彻底决裂。此后，同盟会组织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谭“无役不从”。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清廷在上海《神州日报》发布通缉令，悬重赏通缉谭人凤及黄兴等6人。宣统元年，同盟会内部陶成章等掀起倒孙（中山）风潮，谭人凤挺身而出，与黄兴、刘揆一联名致函陶等，逐条为孙中山辩解，力劝其顾大局，维护同盟会。宣统二年五月，孙中山秘密至东京，谭人凤面陈孙中山，力主改良党务，孙表示“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因日本政府不允孙中山停留，孙中山、黄兴相继离日，整顿党务落空。孙、黄离日后，谭人凤与宋教仁于宋寓寒香园召集在东京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和会员一百人开会，商讨改良党务和制订革命方略。会议根据同盟会章程，议决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九月，谭人凤就此事赴香港与黄兴商酌，并去南方支部会晤胡汉民。胡等反对成立中部同盟，谭人凤怒而责之：“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骗取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几欲挥之以拳，经赵声等劝阻，谭怒始息。次日，谭招赵、胡饮酒，力诫胡汉民说：”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请从此别。“旋于是夜乘轮返东京。
随后，黄兴与赵声在南洋募得巨款谋在广州起义，设统筹部于香港，黄函谭人凤前往筹划。谭因已与胡汉民决裂，本不愿往，经多方劝说，始于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抵香港。是夜询问各情，谭建议“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振动僵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两湖同志很多且积极，因经费缺乏难于进取，如能给予援助，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广东一动，彼即响应，中原计日可定也”，黄、赵表示同意，即交谭5000元银元，往长江流域联络。谭先到上海，向宋教仁等通报黄兴对组织中部同盟会意见，敦促加紧组织，以3000元银元交郑赞丞负责办理苏、浙、皖、赣等省党务事。旋至武汉，与党人孙武、居正等商讨，动员所属会社加入中国部同盟会，并以800元银元交居正、孙武作为活动经费。二月初抵长沙，与党人曾杰、邹永成、刘承烈等研究组织革命机关，为响应广州作准备，以700元银元交曾杰开展筹备工作。谭人凤此次活动，推动了各地革命发展，为后来正式成立中部同盟会奠定了基础。三月赶回香港。旋至广州，坚持要求参加起义敢死队，被黄兴力阻乃止。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于同年五月抵武昌，担负长江流域同盟会领导责任，尝言：“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也，有依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耳！”不久，返回上海，与宋教仁、陈其美等向银行借款20万元，于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正式成立中部同盟会。通过了谭人凤和宋教仁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和《中国同盟会中部总章程》。《宣言》声明“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宣言》总结了同盟会以往失败的原因在于“有共同的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过去活动面太狭窄，以致跳来跳去只此数人”，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集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并确定今后“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在闰六月初八日（8月2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谭人凤被推为总务会议长。黄兴得知中部同盟会成立，致函谭人凤，盛赞其“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
同盟会将武装斗争中心移至长江流域后，使共进会与文学社等团体的联合已成为可能，方经过多次商议，并经谭人凤从中斡旋，使共进会与文学社等团体的联合已成为可能。双方经过多次商议，并经谭人凤从中斡旋，终于同年8月实现了联合，建立了统一领导的武装起义机关。武昌首义之前，湖北革命党人到上海请黄兴、谭人凤、宋教仁至武汉领导起义，当时黄在香港，谭有病已住医院。因事急，谭乃提前出院，带病于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赶至武昌。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谭人凤为巩固两湖革命阵地，于初五日回长沙，部署宝庆、新化、常德各地起事响应，并组织湘军援鄂。十月初四日（11月24日），战时总司令黄兴急电谭抵武昌参赞戎机，谭立即渡江抵鄂，并慰劳鼓励湘军将士重返前线。十月初八日，汉阳失守，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武昌已不能守”，“俟再议恢复”，旋于当晚离鄂赴沪。初十日黎元洪又逃往葛店。十一日（12月1日）各省代表-汉口英租界，谭人凤以湖南代表出席并被选为临时议长。十三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武昌“市街黑暗，商民转徙，不少军士弃城去逃”，形势危急。十月十六日（12月6日），谭人凤受革命党人拥戴，出而继任战时总司令，旋据谭人凤提议，将战时总司令职改称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及各省援军，谭表示：“事由我辈起，自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于是“昼出洪山，夜归武昌，防御诸事，渐有头绪，人民亦安堵矣”。由于武昌首义区的巩固，为革命发展赢得了时间，加上中部同盟会积极组织发动，各省相继响应，辛亥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黄兴曾赠谭人凤诗云：“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瞰称雄。”
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谭人凤反对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及清皇室优待条件，反对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反对黄兴辞南京留守职，主张继续北伐。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任命谭人凤为粤汉铁路督办，谭拒，后经宋教仁规劝，乃勉任斯职。同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置同盟会革命纲领于不顾，并吸收大批官僚政客入党，谭对此深表疑虑。此后对于国民党“始终置身局外，不表赞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党目之。”11月，谭调任长江巡阅使。在任期间，每遇同事有错误，即面数其过，一骂之后，又毫无成见。翌年（1913）3月10日，袁世凯授谭人凤陆军上将衔，赠以勋章，谭均“辞而未受”，并当面对袁表示：“谭某不是要位置的人，是要做事业的人。”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谭人凤支持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7月，“二次革命”爆发，谭人凤回湖南策动谭延闿反袁独立。失败后，袁世凯悬赏万元通缉谭人凤，谭再次逃亡日本，隐寓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改名林泉逸，撰写《石叟牌词》。
谭人凤在日本仍继续坚持反袁，并于民国4年赴南洋筹款，在新加坡参与“水利促进社”，极力发展组织，谋在西南诸省起事。民国5年致电黄兴，表示“极端赞同孙中山在沪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请与孙共同讨袁。还致电首举护国旗帜的蔡锷，请其吸取“二次革命”失败教训，直捣幽燕，以诛元凶。同年冬，黄兴、蔡锷相继病逝，谭奔走京、湘经办丧事，力主运回湖南举行国葬。民国6年2月，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加入协约国参与欧战，主张严守中立。7月，张勋拥清逊帝复辟，谭坚决反对。民国7年，向各界致电拥护孙中山0运动，并被邀赴广州襄理戎机。后因病回沪疗养。
民国9年4月24日，谭人凤病逝于上海，终年60岁。孙中山为之治丧。全国各省议会、政、军各界分别致电悼念。其遗体归葬新化文田乡茅田村。灵柩途经长沙，湖南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军政要员亲为致祭。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在其遗像-题“青霞奇御”。追悼会对联为“约法定三章，血泪挥残，仅守河山半壁；湘人同一哭，老成凋尽，更谁砥柱中流。”其平生著作，今人辑有《谭人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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