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 [公元1896年－1937年]

王以哲
(1896－1937)
爱国将领王以哲，原名王海山，字鼎芳，黑龙江省宾县人。1896年出生于宾县东偏脸子屯。1911年，就读于宾州府中学堂，1920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事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在张学良将军麾下，历任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排、连、营长等职。
1925年，任上校团长，1928年初，升为第十九师中将师长，7月，改任第一旅中将旅长。是年底东北"易帜"，王以哲任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驻守沈阳。1932年夏，调任北平军事委员会第一处中将处长，兼任一0七师师长。1933年，提升为六十七军军长。1937年2月2日被害，时年42岁。
王以哲在教导队任职期间，著有《步兵操典详解》一书，为当时东北军初级军官所喜读。在任团、旅长期间，曾多次掩护老同学张克侠，共产党员张存实等人的革命活动，为他们秘密出入国境，往返莫斯科提供帮助。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时，王以哲任命为三团团长，率部开往兴隆店、巨流河一带阻击郭军东进。并建议将铁路沿线的水塔尽数破坏，致使郭军因火车缺水不能前进，失去战机。奉军大举-，郭倒戈失败。这个建议与张作霖的英籍顾问伊雅格的建议不谋而合。1926年，以"讨赤"为名，率部入关，参加攻打冯玉祥的南口战役。南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王以哲团担任攻击二道关的任务，由于王部平时训练严格，士兵素质好，作战勇敢，加之王指挥得力，终于摧毁冯军阵地，扩大战果，取得最后胜利。1928年，东北陆军第一旅第十七团移防昌图县红顶山，由沈阳出发，徒步行军到达驻防地。王以哲为了考查该团官兵在行军中是否有扰民情形，派旅部上尉参谋姜明文同两名士兵，身穿便衣，尾随队后，沿途查访，了解军风纪，那怕士兵借群众一针一线没还，或者白吃群众一块咸菜、一口大酱的细微小事，也都查清，由群众出结划押，作为甘证，然后一一汇集，进行处理。这种重视人民群众利益，严肃军纪的作风，在东北军中还是少见的。
1929年元旦，东北4省"易帜"，一律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是日，全旅官兵集合在北大营操场，举行"团拜"。王以哲训话，说明为什么要"易帜"，和国旗的由来。他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全国统一，我们东北完全拥护这一壮举。革命成功是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它、保卫它，人民不再受内战的灾难了。我们全旅官兵从今天起，要加强训练，成为劲旅，保国家，御外侮，雪耻辱，以尽我们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这篇讲话全文，后来油印成册，发给各排、连作为向士兵进行教育的材料。
王以哲在治军中很重视官兵的培养。在旅部筹办一个步兵训练班，对上尉以下军官普遍进行6个月轮训，聘请由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杜长龄负责主持，由王维藩、马镇夷、王肇治担任步兵教官，何宏远担任炮兵教官。同时，又从各团、营、连挑选有文化的士兵120人，组成一个士兵队，进行培育部队班长。1929年，王以哲向张学良建议，成立东北学生队，派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汲绍刚任队长，招考年满16岁的高小毕业生500人入队受训，3年毕业后，再入讲武堂深造。
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12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教育的科目。这在东北军中也是别开生面的。所以，当时有人讽刺说"王老鼎竟出洋相"，"王三角出风头了!"
1930年春，王以哲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军官会议，提出实行"军工制"一案，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会后，以营为单位分别成立皮鞋厂、缝纫厂、织布厂、牙粉厂、毛巾厂、织袜厂、手套厂、布鞋厂等，原料向商号采购，产品除供给本旅官兵需用外，余者到市面推销。由于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一些行商、小贩都去北大营工厂批发或零购。与此同时，还号召利用营房内外闲田隙地种蔬菜，营房炊事班养猪。各营、连积极响应，认真执行，士兵生活得到改善。
1931年9月18目前，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指出："日本守备队最近调动频繁，兵力有所增加，宪兵也换了防，南满站(沈阳站)的日本商人也穿上了军装，发了武器；朝鲜浪人到处寻衅；各连对士兵要严加管束，不得随便外出，各驻地要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以防意外的事件发生。"并指示参谋处，拟定相应的防务计划。是年8月，王以哲将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和搜集日本军事动态加以研究，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张学良回师御敌。张派人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但所接到的却是臭名昭著的"竭力退让，避免冲突"的命令，9月18日夜，日军炮击第七旅驻地北大营。王以哲含辱忍痛执行不抵抗命令，部队受到惨重损失，不得不离开驻地，率部进关。
1933年，王以哲率部开到古北口，密云、怀云一带阻击由热河企图进犯平津的日军。在古北口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给敌以惨重打击，受到国人赞扬。10月，王以哲旅被调到滦东地区，协同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与日军作战，给敌以重创。后中央军隔断王部与敌接触，并令各军退出长城一线。是年秋，王以哲提升六十七军军长，开赴京汉线的驻马店、确山、信阳一带进行整训。
蒋介石趁张学良出国之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大肆拉拢。在庐山面见王以哲时，信送仪程，暗示王以哲只要听从调遣，参加"剿共"，许以河南省主席之职，王不为所动，牢记张学良临行前嘱托，坚守华北阵地。王把蒋所赠5万元为全体官兵购置学习用品、军服，并补助困难军属，自己分文未取。
为鼓励部队树立雪国耻，复东北的决心，为《东望》杂志亲题刊词，以示反蒋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的坚强意志。
1934年，六十七军从河北抗日前沿阵地被调到大别山参加内战。王以哲反对内战，、对红军作战持消极态度，一心想保存实力。次年夏秋之交，蒋又调遣东北军开赴陕北，继续"剿共"。六十七军尾随红二十五军开到陕南、洛川、延安等地。9月下旬，东北军一一O师在劳山遭红军伏击，全师覆灭。10月，六一九师在榆林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一0九师全部及一O六师1个团被歼。"剿共"中，红军节节胜利，给张学良、王以哲莫大震骇。
东北军在"剿共"中连遭重创，南京政府却削减番号，减发兵饷，死者不抚恤，生者不安置。东北军官兵就此深感不安，致使张、王不得不探索新的出路。1935年末，红军放出被俘的六一九师团长高福源回东北军传递消息。他先见王以哲讲述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 口一致对外，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王以哲在徬徨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就在于团结抗战了。这时，王以哲毅然向张学良建议与红军合作，并密令高福源去西安晋见张学良面陈机宜，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政策。1936年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前进指挥所，与王以哲密商东北-变大计，并密嘱王以哲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同年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局长钱之光等人。双方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赞成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3月5日，王以哲陪同张学良与李、钱会晤，约定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会谈。李克农返回苏区后，红军派刘向三到六十七军担任联络员工作。4月9日，王以哲又陪同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著名的延安会谈。双方共商救国方略，讨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还就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以后，王以哲派亲信副官王政负责设立秘密交通站。弹药、武器及各种物资，不断地秘密运往苏区。我党干部、联络人员和作家丁玲，外国友人斯诺、马海德以及肩负重任赴西安的叶剑英等许多人员都从此过往。
1936年5月，张学良、杨虎城和王以哲在洛川商定，在王曲镇设立长安军官训练团，向部队宣传抗日思想，王以哲任教育长(后为黄显声)。6月15日军训团开学，王以哲向学员们痛诉日冠侵占东北的野蛮暴行。
王以哲在六十七军中掩护、安排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经杜仲远、高崇民介绍，由上海到西安，在东北军中工作，受到王以哲热情接待，并委孙达生为少校秘书。并为其工作提供各种方便。孙达生、高崇民等在西安经常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剿总的中高级军官互访，议论时局，探讨东北军出路及抗日问题。孙、高秘密撰写和印发抗日反蒋的小册子《活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高被通辑。王以哲因在军中窝藏“共党分子”而受到南京政府警告。但他并不动摇，应地下党要求，将从平津来的进步学生20多人(其中，有的是秘密党员)，安排到六十七军教导队，向部队输入抗日力量。
1936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笔致函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同时就“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消息向张学良、王以哲通报，以便严密警戒。毛主席指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全国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
1936年1O月，蒋调集胡宗南所部10余万人组成左路军，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7个师组成右路军，妄图趁二、四方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一网打尽。为配合红军行动王以哲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天天函电交驰，他冒着"以军-罪"的严重危险，将自己所部及胡宗南等部的前进路线，行整时间......通报给彭德怀。并接受红军要求想尽办法阻滞东北军和胡宗南部的前进，帮助红军赢得时间。由于东北军的拖延，胡宗南孤军深入，在山城堡中红军埋伏，3个军被击溃，1个半旅被全歼。
1936年，西北剿总参谋长人选尚在空悬，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室组长宴道刚接任。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部分将领在西京招待所举行公宴，欢迎宴道刚。席间，王以哲借三杯酒下肚之机，故意佯醉，发表言论。他说："我们东北军诚心诚意，一点折扣都没有，拥护蒋委员长，我们东北老家被日本鬼子占了，我们认为只有蒋委员长才能领导我们打回老家去，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华中，这一次又到陕北，展转数千里，无非是想实现打回老家去的愿望。谁想到在西北打仗，武器损失得不到补充，牺牲的官兵家属得不到抚恤。一O九、一一0两个师阵亡官兵遗族流落西安，一点救济都没有。尤其是张副司令的处境，更使人伤心，他每月特支费中央只给8万元。已经丢了老家的东北军政人员和同乡们到西安来求他，毫无办法，甚至送点路费都相当困难。他是负责全军的副司令，还不如胡宗南的一个师长，他们每月特支费是12万元，真是令人费解"。这段话，使蒋的亲信，前来监军的宴道刚如坐针毡，忐忑不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王以哲、孙蔚如、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贯彻执行了捉蒋兵谏命令，并同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围，提出八项救国主张。12月14日，西北"剿总"撤销，组成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王以哲、孙蔚如、何柱国组成联合参谋团。王以哲任命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副军团长。准备北上对日作战。16日，南京政府组成"讨逆军"，调动10个师进逼西安，并派飞机到渭南、富平、三原、赤水等处轰炸，战云密布。在张学良、杨虎城领导下，王以哲等将领积极部署兵力，与红军密切配合，准备迎击"讨逆军"，保卫西北的大好革命形势。
"西安事变"当天，王以哲向中共巾央通电，报告了捉蒋消息。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及时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为代表赴西安。经过艰苦的努力，西安与南京谈判获得初步结果，达成改组政府，驱逐亲日派，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获释。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
"西安事变"发生后，内部爆发了"和"与"战"的激烈争论。部分少壮军官反对与南京和谈，主张拼死一战；部分元老派将领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中央代表苦口婆心地劝说，并团结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两军将领，为维护三位一体，团结、稳定西北大局竭尽全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密造特务到西安，造谣滋事，挑拨离间。东北军内部极少数人公开反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在群众面前辱骂共产党的主张。他们以“救张”为名，大哭大闹，一再要求开启战衅，进而密谍杀害东北军高级将领，篡夺东北军领导大权，组织“新东北军”，脱离共产党影响。
张学良被扣后，王以哲对蒋蓄谋非常愤慨，积极调动军队准备与蒋军作战。他表示："我决心已下，如彼再进，即坚决与之作战！""吾人惟有坚决作战，争取最后胜利。"后经周恩来等亲自晓以大义，放弃以武力营救张学良作法。
张学良被扣后，王以哲成为东北军与中共及红军联合的核心，因而成为极少数野心分子反对和平，-，篡夺东北军大权的最大障碍。1937年1月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等，在王家召开三方面最高级会议，决定三位一体，争取和平，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的方针。极少数人反对和平主张，堵塞和谈道路，决定除掉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造谣诬陷王以哲主持和平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以此为杀害王以哲的借口，欺骗舆论，煽动不明-的少壮军官对王以哲不满。2月1日晚，他们密秘聚会拟定杀王以哲、何柱国计划，派人贴出"除奸"标语。1937年2月2日早晨，以开会为名，将东北军、十七路军部分中级军官骗至-地点，-院门，宣布所谓"除奸"计划，立即派人执行。卧病在家的王以哲突遭袭击，惨死在血泊中。宋学礼、蒋斌、徐芳等同时遇难。
附件：1 毛泽东、朱德唁电：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子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2我们需要和平统一
1937年2月6日，《新中华报》发表评论，标题是《我们需要和平统一》。评论中强调："苏区人士对王以哲被害，深致哀悼。王将军是东北军中有威信，得军心的将领，且是抗日救亡的领袖之一。是为张学良将军十分信赖之大员。此次"西安事变"后所取态度是正确的，他与杨虎城、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黄英斌、刘多荃等将军一道坚决反对内战，乃一部分激烈分子不顾大局，主张同中央军决战而危及王以哲将军，实在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