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字仲子，东汉东海兰陵（今苍山）人，王良出生在兰陵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先习《小夏侯尚书》（西汉宣帝时夏侯胜通晓《尚书》，称大夏侯，其从兄之子夏侯建，从胜字，号小夏侯），对儒经书之一的《尚书》下了很大一番苦功。因此，青年时代的王良就成了一名造诣很深、颇有名气的学者了。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无心仕途，称病在家不去做官，隐居乡里耕读度日。他虽然生活清贫，却养成了勤俭朴素的好习惯。当后来时局平定后，他在家乡办起了一所学校，教授学生。由于他学问深厚，远近闻名，又加他教学有方，一时名声大振，学生云集，四方学子纷纷前来求学，以“小夏侯尚书教授千余人”，于是震动了京师。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称光武帝，建都洛阳，年号建武。东汉建武二年（26年），大司马吴汉征召王良，他没有答应，因他无心做官，便婉言谢绝了朝廷派来下诏书的使者。
建武五年（29年），正值东汉王朝初建，大局方定，百废待兴，朝廷广需人才之际，于是朝廷发布诏书，征聘一些有名的“处士”到京城任职。这时被征召的士人中有会稽郡的严光、东海兰陵的王良等人。
会稽郡的严光，原来是光武帝刘秀的同窗。可是兰陵的王良怎么会引起朝廷的注意呢？当时朝廷正在广征天下异能之士，凡是通一经、教授十一人以上者，懂得《逸礼》、《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历算、音律、月令、兵法、小学、史篇、医术、《本草》的，地方官就替他准备好车马，送到京师里。当时王良熟读经书，且对《尚书》有很深的造诣，学生云集，教授千余人，名噪一方，被征召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良虽然无出仕，但朝廷再三派者前来相请，实在无法推辞，才离别了故乡兰陵，来到了京师洛阳。朝廷拜王良为“谏议大夫”，食俸八百石。在任谏议大夫期间，王良忠于职守，一心为国，勤恳办事，“数有忠言，以礼进止，朝廷敬之”。后调任沛郡太守，赴任途中行到蕲县，称病不赴，官属皆随就之，王良上 书 要求辞职还乡，但又被征召为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30年），王良代宣秉任大司徒司直，食俸也增至千石。在任期间，虽居官多年，身居高位，但他始终严于律己，克己恭俭，谨言慎行，为政清廉。他住在简陋的官舍里，用的是粗糙的家具，使的是陶器瓦罐，连穿的衣服、盖的铺的被褥全都是自己家里织的粗布。他既无府第，又无姬妾奴婢，就连结发妻子也没有接进京城居住，仍留在家乡东海兰陵。
王良任职期间，京城里有一同僚好友名叫鲍恢。此人性格耿直，不避- ，与另一位名叫鲍永的号称京中“二鲍”，连皇帝都常说：“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鲍恢先是担任都官从事，后担任司徒史之职。有一次司徒史鲍恢因公到东海出差，途经兰陵，他早知道王良的恭俭和清廉，这次特意到王 中一探究竟。鲍恢到了兰陵，来到王良的故乡。村民们把他引到一农舍前，只见茅屋低矮，柴扉虚掩，鸡鸭啄食，一派农家景象。鲍恢正左顾右盼，欣赏着农家风光，只见一位农妇，身穿粗布衣裙，背一捆柴火，沿着田间小道而来。农妇近前见来了客人，便热情地将鲍恢让到家中。鲍恢通报了姓名，说是王良的同僚好友，出差东海，途经兰陵，特来看望夫人，想为您捎封信给王大司徒司直。寒暄过后，鲍恢真想不到他面前的这位农妇竟是王良夫人。王夫人杀鸡具黍，款待京师来的客人。鲍恢见其家中十分清贫，敬佩地对她下拜行礼。鲍恢离去时，王夫人以农家特有的忠厚和好客，将鲍恢送出家门，并要他转告王良：家中平安，不要挂记，薄田数亩，足以供食。鲍恢离开兰陵的时候，心里对王良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并叹息其家中如此简朴。回到京城，向同僚们说起王 中的情况，“闻者莫不嘉之”。满朝文武都赞赏王良的贤德。王良居官恭俭，从政清廉，深得满朝文武百官的称赞，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说他这是沽名钓誉，想往上爬。王良对此冷嘲热讽忧愤无比，做好人实在太难了，加之积劳成疾，身体渐感不支。后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到久别的故里——兰陵。故乡的山格外青，故乡水格外甜。清晨，听雄鸡唱晓，见农夫下地；晚间，看故乡月明，夫人夜织。这是京都所未有的乐趣。他有时卧榻沉思，考虑这些年的宦海生涯，深感仕途的凶险，今是昨非一夕间，不免令人心寒。他想到和他同时被召的会稽严光，当刘秀登基当上皇帝后，他并未因是当朝皇帝的老同学而去自投门子，恰恰相反，倒是改名隐居，无意仕途。后来虽然终被从齐国查出，多次征召，把他召到京城洛阳，任以谏议大夫之职，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有人要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他的罪，还是皇帝说情：“自古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亦各有志。”后来严光归隐，耕钓于富春山中。他佩服严光，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
王良回到故乡不到一年，朝廷又派使者送来诏书。王良病体还没有痊愈，有心不应召，又怕得罪朝廷，后果不堪设想，只好强支病体，辞别家人和兰陵故土，再次赴京都洛阳任职。当王良走到荥阳时，由于路途劳顿，病体沉重，再也走不动了。他住在一个旅店，不想一住就是多日。在旅中，偶然想到附近有一位朋友，于是就想找这位朋友聊聊。他的这位朋友原是他昔日的一位同僚，因看不惯当时官场的腐败而隐居乡里。当他知道王良进京任职路过此地并要见他时，他拒不相见，并扬言说：“王良也不嫌麻烦！刚回家还不到一年，又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去做官。那腐败的官场他还没领教过吗？那官瘾还没过够吗?我再也不愿见到他。”王良听到朋友的这番话，心里感到非常惭愧。到此，他不想找那位朋友进行辩解，在旅店又住了数天，便打定主意:待病体稍安，就返回故里。后来，朝廷又多次征召，要他到京都洛阳赴任。他总是以身体有疾为由，再三谢绝了。闲暇时，王良瞅着妻子满头白发，深情地说：“别人做官，封妻荫子，富贵荣华，子贵妻荣；我做官，两袖清风，来去空空，你跟着我可要一辈子受苦了。”王夫人总是淡淡地一笑说：“富贵荣华，过眼云烟；粗茶淡饭，格外香甜。靠自己双手所得，享用起来心里踏实。这有什么不好？”从此以后，王良再也没有到外面去做官。他全家住在兰陵农家低矮的茅屋里，粗茶淡饭、土布裤褂，勤俭度日，心安理得，好不快活。后来光武帝刘秀到兰陵来，专门派使者去询问王良疾苦。此时的王良已老病缠身，久卧病榻，不能言语了。时隔不久，王良便终老于故乡兰陵。
王良的一生，虽身居高官，食俸千石，而恭俭清廉，一尘不染。这除了他熟读经书，立志报国为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故乡兰陵这块土壤造就了这位品德高尚的人。故乡北面的文峰山上也长眠着春秋时期这样一位伟人——季文子，“相三君而无私积”，这种高尚品格是王良为官清廉的基础。其妻亦不慕荣华，不入官府，也是受季文子之妻粗食布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