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大道（1901～1931年）
龙大道，又名康庄，字坦之，1901年10月生于贵州省锦屏县茅坪村一个木商的家庭。父亲是苗族人，母亲是侗族人。在他三岁时，母亲去世，后由继母带大。或许是为了纪念早逝的母亲，龙大道一直称自己是侗族人。
龙大道自幼秉性正直，勤奋好学。他看到封建统治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军阀的骚扰和混战给当地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在他心灵上布下了沉重的困惑。难道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不平吗？龙大道开始思索。
辛亥革命前夕，爱国知识分子、同盟会会员吴志宾、黄竺笙来到茅坪创办学校，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主张。龙大道在这所学校读书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决心一定要反抗民族压迫，铲除不合理的现象。1919年，18岁的龙大道离开了家乡，来到武汉求学。
四年后，龙大道到上海大学读书。在这里，他听过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讲话，明白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参加了革命活动。1923年11月23日，龙大道在上海大学由张其雄、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秋，党派龙大道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更增加了他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第二年冬回国，正赶上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党组织分配他去参加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他先担任了曹家渡部委书记，后调上海总工会组织部工作。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与工人们共同劳动，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因而受到工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先后在永安纱厂、先施公司、商务印书馆、日华纱厂、虹口丝厂等发动和组织了-斗争，多次被敌人包围、追捕，在工人的保护下才安全脱险。有一次他去先施公司发动-，正在讲话的时候，巡捕来抓人，工人们立即脱下自己的帽子给他戴上，把围巾给他围上，然后掩护着他，一齐冲了出来。
1927年2月，龙大道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闸北区的指挥（领导）成员之一。经过28小时的激烈巷战，英勇的工人们占领了上海市全部华界地区，获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中，龙大道受了轻伤，他是从阶级弟兄的尸体堆里爬出来的。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龙大道出席了会议。6月，他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了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在会上控诉了蒋介石“四•一二”-工人的血腥罪行，激起到会代表的极大愤慨。会后他被留在武汉，和刘少奇、林育南、向警予等一起，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大批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工人、学生被捕杀，总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被封闭，革命活动-转入地下。龙大道这时在湖北省委工作，负责领导工人运动。8月，为组织汉阳人力车工人-，在一家茶馆开会时被捕入狱。
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龙大道面对酷刑和威逼，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他的妻子金翊群来探监，他安慰并鼓励妻子说：“┄┄闹革命总免不了牺牲的危险，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千百万人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值得的、有意义的。”临别时，还轻声地念了本文开头所引的那首诗。龙大道团结狱中的战友和敌人作斗争，研究越狱的办法。经过周密准备，龙大道组织几十个难友，凿墙越狱，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时已进入冬季，在龟山脚下欧阳梅生的家里，龙大道和张浩、欧阳梅生等组成了党的汉阳县委，由梅生妻陶承作掩护工作，继续领导汉阳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工人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书记，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等职，积极从事工运领导工作。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艰苦岁月中，他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团结、发动广大工人群众为提高自身地位、改善生活、反抗压迫剥削而斗争，成为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
1928年3月，龙大道回到上海，和-、罗登贤、李立三等一起工作，4月调任浙江省委工人部长。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党的工作极其艰苦，党员的工作调动频繁。龙大道坚决服从革命的需要，一年中，他先后到芜湖、上海、黄岩、温岭、温州和江西等地以中学教师、小商人、烧窑工人等职业作掩护来开展工作，组织工人群众为提高自身地位、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而斗争。
1930年1月，龙大道回到沪任上海市总工会秘书长，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丝厂的-，发动工人为争取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进行斗争。6月，由于李立三错误估计中国革命的形势，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了损失。龙大道和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多次用口头和书面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意见，揭发李立三的错误，结果反被扣上“机会主义”、“取消派的暗探”等帽子，受到打击和排斥。但是，他们坚持真理，继续同左倾冒险主义展开了积极的斗争。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取得党中央的领导权以后，推行一条新的左倾路线。龙大道、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张金保等工会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人立即开会，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并发表声明反对王明破坏党的纪律和民主，反对四中全会的错误的决定。
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在短短的五天内，敌人先后从13个地点逮捕了36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龙大道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一起，由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敌看守所长给龙大道、林育南钉上了“半步镣”（20余斤重，是-犯人最厉害的一种铁镣）。面临生死关头，龙大道毫无惧色，谈笑风生，将侗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在苏联的见闻告诉大家，同志们互相鼓舞，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2月初，敌人对他进行审讯。国民党南京政府也派人参加，龙大道大义凛然，在法庭上怒斥敌人，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崇高气节。2月7日深夜，国民党以移解南京为名，将龙大道等24位同志押到秘密刑场集体枪杀。龙大道牺牲时年仅30岁。
龙大道投身革命后，在与家乡亲友的书信中，极力宣传革命思想，用自已的亲身感受启发家乡人民起来反抗军阀统治，体现了对故乡的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美好憧憬。他写道：“各大军阀不为-贼便为帝国主义走狗，中国如此，贵州更不堪言┄┄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始可有促成之希望。贵州问题也可以得一个相当的解决。”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反动军阀的仇恨以及对家乡人民起来革命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