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汝成（1862—1915），字子敬，直隶静海人。188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建成招生，郑汝成应考入选，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十年（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上威远舰实习。
十二年（1886年）三月，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三批海军留学生，赴英国深造，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理论。毕业后，奉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上“额格士塞兰德”号军舰实习。在英期间，郑汝成主修-及铁甲舰，考试“屡列高等”。
十五年（1889年），留学期满回国，先在北洋兵船候补，擢蓝翎五品顶戴千总。不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郑汝成“年富力强，于船学、操务讲求精熟，堪以升署精练左营守备，充康济船大副”，呈请李鸿章奏保。获准。十七年（1891年），威海水师学堂提调丁幼亭离职，郑汝成奉调接任，旋又改任总教习。二十一年（1895年）初，刘公岛被日舰攻陷，威海水师学堂解散，郑汝成调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正教习。三年后，投入时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式陆军的袁世凯麾下。
二十八年（1902年）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郑汝成任教练处帮办（总办冯国璋）。同时兼任保定北洋武备师范学堂监督。三十一年（1905年），出任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总办。
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重建海军，郑汝成重回海军任职，任陆军部海军处机要司司长。宣统元年（1909年）秋，随筹划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出访欧洲，考察各国海军及订购新舰。二年（1910年），任筹办海军事务处军法司司长。是年底，清政府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郑汝成改任军制司司长。
烟台
清宣统元年（1909年），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视察烟台海军学堂，认为学堂办得有成绩，质量较高。于是，清政府决定选派20名满族贵胄学生来校学习，提前毕业，以加强满族人对海军的控制。
满族贵胄学生的到来，激起汉族学生强烈的反抗情绪，双方不断发生磨擦。宣统二年(1910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争夺一项锦标，互相仇视的满汉学生爆发激烈冲突。事件发生后，地方官员秉承朝廷旨意，要求校方严惩汉族学生。谢葆璋不肯偏袒满族贵胄学生，据理力争。
三年（1911年）春，清政府命海军部官员郑汝成来校查办此事。
郑汝成是谢葆璋天津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他告诉谢葆璋，烟台海军学堂中的各种进步活动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京城的一些官员甚至指责谢葆璋是“乱党”。郑汝成劝谢葆璋赶快辞职，退身远祸，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的下场。
葆璋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不抱幻想，毅然辞去监督职务，带着家人离开他倾注了8年心血的海军学堂，返回福州家乡。
事后，郑汝成接任该学堂监督，兼海军部一等参谋官。同年授海军协都统衔。武昌起义后，被进步学生驱逐出校。
镇压革命
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郑汝成被任命为-高等侍卫武官。旋奉命赴江浙办理军队善后裁汰、整饬、发饷事宜。十一月四日，授海军少将。翌年，擢海军中将，奉派率陆军第7、第19旅赴上海，统辖驻沪海陆各军及江南制造局。“二次革命”爆发后，因固守江南制造局、击溃陈其美等革命党的进攻，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海军上将等，掌握了上海的军政大权。因此，7月被袁世凯委任为上海镇守使，加海军上将衔。四年（1915年）十月，受封为将军府彰武将军。
遇刺身亡
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起全国性的反袁怒潮。忠实执行袁世凯命令的郑汝成，成为上海革命党人打击的首要目标。正巧11月10日，日本大正天皇举行加冕典礼，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当然要前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致贺，于是在这一天，在郑汝成所可能经过之地沿途埋伏敢死士十多人，特别于必经之地外白渡桥，令王晓峰、王明山埋伏桥侧百余尺处，每人配一支手 、两枚 。上午11时，郑汝成的汽车来到，郑汝成车刚到桥头正巧出了毛病，车速减慢，眼线看清后大叫，就是这一部车。此时郑汝成身着大礼服，坐在车内。王明山首先闯上前去连投两颗 ，将汽车炸坏，王晓峰则跳上车，对准郑汝成的脑袋-十 ，将郑汝成的脑袋打得稀烂。王明山、王晓峰也因未及时逃走而被捕就义。这就是著名的郑汝成被刺案。
死后闹剧
郑汝成这个双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刽子手被革命党人暗杀毙命。沉溺在皇帝梦中的袁世凯得知他的“东南柱石”被毁，下令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在北京为郑汝成设祭。袁世凯亲笔题写挽联：“出师竟丧岑彭，衔悲千古；愿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公然行使皇帝权力为部下“封侯”；岑彭是汉光武帝的大将，吉甫是周宣王的重臣，再加以“佐治”字样，俨然君王口气。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的勃勃野心昭然若揭。
各地爱国志士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有署名陆哀的人，在天津的《益世报》刊出一副与袁世凯挽联针锋相对的对联：“时无光武，安有岑彭！其曹孟德之典韦乎？刺客亦英雄，舍命前来盗画戟；君非周宣，何生吉甫？直赵匡胤之郑恩耳！孤王休痛苦，杀身宁异斩黄袍？”用嬉笑怒骂对袁世凯作了无情揭露和反击，正色直言中国已非君权社会。联语里还言人所不敢言，为行刺者大声叫好。袁世凯对报纸上刊登此对联暴跳如雷，命人追查执笔人。但天津的《益世报》设在租界，袁世凯和保皇派鞭长莫及，奈何不得，只得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