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初，又名张成业、章冠，化名陆增福，1913年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金桥乡社庄村(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父亲在乡村行医，家境一般。
张晓初小学毕业后考入浦东新陆师范学校就读。他从小喜欢读书，除完成功课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从中接受了不少革命真理。1931年，张晓初为谋生到上海大西药房当学徒，其间耳闻目睹了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大中学生三次赴南京-，敦促蒋介石北上抗日，遭到国民党武装-镇压的惨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对国民党政府不抗日反而大肆镇压人民的行径更是义愤填膺。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张晓初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加入了-反日义勇军。当时-反日义勇军是由-反日救国会直接领导的，主要由工人、店职员和学生等组成。他们帮助第十九路军挖战壕、筑工事、运输0弹药、救护伤员、通讯联络、传递情报等。张晓初在斗争中接受了战争的锻炼，从中学到了不少对敌斗争经验，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他后来参加抗日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1933年初，张晓初由叔父介绍到三修小学(今浦东新区金桥中心小学)工作，他加入了陶行知先生组织的国难教育社，除上好课外，还发动进步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到浦东高桥镇等地巡回演出，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在他的影响下，当地的陈旭之(原名陈福之)、罗福初等3名青年也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奔向抗日前线。而他自己也已经从一个同情抗日的青年转变为自觉参加抗日的战士。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再次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妄图迅速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各救亡团体为适应战时救护伤兵及救济难民的需要，设立了一些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了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各难民收容所担任行政领导和管理工作，使难民收容所不再是单纯的安置和救济难民的场所，而成为开展救亡宣传、为抗日斗争培养输送人力的基地，张晓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安排进了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管辖下的难民收容所，并在此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任收容所主任。
张晓初除认真管理好难民生活救济、生产自救外，还在难民开展文化教育和文娱宣传活动。经过收容所宣传教育和重点培训，使广大难民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情普遍提高，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为党的建设和抗日军队的扩建储备了大量的力量。为配合宣传，他与张雁创办了一张报纸，取名《北拉报》。张雁任，一些重要文章由张晓初撰写。报纸公开出版发行后，深受读者欢迎，上海许多报摊争相批卖，经常供不应求，销售一空。当时，上海大报纸曾报道该报在上海引起轰动的消息。
1937年12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组建，1938年上半年，军部移驻皖南。当时，新四军仅1万人，军队干部奇缺，技术人员、文教工作者、战斗员也急需大量补充。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在各难民收容所挑选一批政治素质好的积极分子、党员骨干于1938年7月组成第一批700余人的参军队伍奔赴皖南。张晓初深感前线需要更多的热血青年，经批准，同年8月他与张雁一起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根据党中央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江苏省委决定把开展上海郊县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工作列为党的战略任务之一。早在1938年3月，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成立，积极致力于在浦东扩大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建立了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中队、第四中队和奉贤人民自卫团。这三支游击队在浦东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活跃在南汇、奉贤和川沙的部分地区，进行游击斗争，使日本侵略军惊恐不已。在浦东工委的指导下，共青团员蔡辉利用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丁锡山的关系，取得丁锡山和李志明部的赞同，于1938年夏在奉贤县泰日桥地区成立了奉贤人民自卫团。这支抗日武装至当年秋初已发展到3个中队、共40多人、20支枪。1938年9月，张晓初由党组织派到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工作，鉴于他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又是浦东人，因此在团里负责交通联络工作。团部设在泰日桥地区，是浦东党工委的一个联络点，上级党组织派来浦东的工作人员均以这里为落脚点，从上海运至浦东的《论持久战》等书，也先送到这里再转运其它地区。这期间张晓初都0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后因奉贤县人民自卫团解散，1939年初，张晓初奉命调回上海，在大川书店以营业员身份作掩护，任党的地下交通员。同年6月，浦东工委以原南汇保卫四中队为基础，扩编建立成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这支部队是浦东的抗日武装主力，因为急需干部，于是张晓初又受命回浦东，任抗卫二大第二中队队副。
为充分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斗争，浦东工委利用关系，派员赴奉贤县民福地区创办小学校，以教书掩护开展-工作。1939年8月，张晓初化名陆增福，被派到民福小学，担任民福小学教师，利用教师的合法身份联系群众，开展群众工作，同时进行秘密建党工作。他们发动群众成立农民抗日会、妇女救国会，宣传抗日。不久，又发展了徐建民、石翠祥、郁金法等3名新党员并建立了党小组。这为1940年12月民福支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也为抗日战争期间恢复奉贤中共组织打下了基础。1940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任命张晓初为浦东工委委员。此时，张晓初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的工作也更加有成绩。他和初来浦东领导军事工作的朱亚民肩并肩为淞沪第五支队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40年七八月间，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浦东工委决定利用合法手段，扩大抗日二大的编制番号，以期一方面借以发展、扩大部队，另一方面又可达到“灰色隐蔽”的目的。正在此时，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第五支队被日伪“扫荡”消灭，浦东工委决定利用这一番号，因此派张晓初以抗卫二队副官的名义，去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找长官部高级参议唐有嘉提出此意。唐有嘉是国民党川沙县县长唐有余的兄长，事先已由抗日二大领导连柏生做通了工作。在唐有嘉的帮助下，经过几个月的周旋与游说，张晓初终于在10月拿回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关防。有了这个番号，原来的抗卫二大就改为淞沪第五支队下辖一个大队，使这支地方保安类的小队伍可以转战于浦东和浙江地区，成为浦东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1941年春，朱亚民在蔡家桥战斗中负伤，先在朱家宅养伤，后因安全问题转移到张晓初家。张晓初的父亲是位医生，精心为朱治伤，张晓初的妻子也悉心为其护理并保证安全。
1941年5月起，浦东工委领导淞沪第五支队和由浦东工委实际控制的伪“和平军”第十三师第五十团第二、第三营，分批南渡浙东，趁日寇统治尚未稳定，控制了“三北”(镇海、慈溪、余姚)地区，创建了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展上海—淮南，苏北—浦东—浙东新的交通线，大力支援新四军。
同年秋，张晓初任中共海上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接替周一光任书记。海工委下设启东、崇明、慈北和川沙龚路等5个联络站，张晓初同时兼任龚路联络站支部书记。当时龚路联络站的公开名称是陆公和粮行，周侃(联络站支部委员)化名陆平生为该粮行老板。为站稳脚跟，打开局面，支部指示周侃拜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地方头子张阿六的胞弟张阿毛为“老头子”，还经常上门送礼“烧香”，取得张阿毛的信任，因此在上海只要出示陆公和粮行老板陆平生的名片就可畅行无阻，保证了交通航运线的安全。联络站的任务，一是通过运销土特产为抗日部队筹措款项，再是购买肥皂、药品、电池和电台零配件等急需物资运往苏北、浙东等地抗日根据地；二是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此外还有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护送南来北往的党的干部。这项工作危险性大，责任心强，特别需要有智有勇、细心谨慎。
1942年5月底，张晓初以淞沪第五支队参谋身份，从苏北护送谭启龙(后任中共浙东区委书记)和他率领的一批干部去浙东。当时谭启龙和这批干部既无公开职业，更无敌占区“派司”(身份证件)，要保证他们途中的安全，责任重大。张晓初根据他多年当交通员时来往于敌占区的经验，先制定了一系列护送方案，后在各部队的配合下，胜利完成这次护送任务，使谭启龙等顺利到达浙江古窑浦与浙东军分区的领导会合。7月初，张晓初又奉命从苏北接送何克希(后任浙东纵队司令员)和一批干部去浙东。一行人乘船过江，时值盛夏，烈日炎炎，那时船靠人摇，行速很慢，所带用水有限。后船经崇明岛靠岸，船老大上岸装淡水，何克希和张晓初等人也趁此机会上岸讨水喝。这时，一个背着枪的伪军突然迎面拉住何克希，神气活现地吆喝着要搜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晓初不慌不忙地走近这个伪军，镇静地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们是生意人，顺便办些土产”，接着递给他一根烟。伪军虽接过烟，仍不甘心，非要上船检查。张晓初怕节外生枝，忙拉着他说：“朋友，我们经常在此来往，又不是不认识，何必这么认真嘛!船急着赶路，不用看啦!”说着塞过去一叠钞票。伪军一见钞票，马上扬扬手说：“好，我不看啦，你们走吧!”就这样，张晓初临危不惧，顺利躲过了敌人的盘查，平安将何克希等送抵上海。然后再乔装打扮，渡黄浦江经金家桥到达南汇淞沪第五支队支队部，然后转往浙东。
此后一段时间里，张晓初仍继续搞交通联络工作，并为浙东纵队在浦东游击区招募兵员，曾先后带领200名青年奔赴浙东，编入浙东纵队第五、第三支队，为巩固扩大浙东“三北”根据地作出了不少贡献。
1944年9月，张晓初与沈良仁又一次带10多个新兵乘船经海路去浙东，行至途中，混在新兵中的几个不良分子勾结哗变，将张晓初和沈良仁-起来，装进麻袋掷入海中，张晓初、沈良仁两人因此遇难。张晓初时年31岁。
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追认张晓初为烈士，他的遗骸被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王新章郑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