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麟（1901～1991）
柯麟，原名柯辉萼，广东省海丰县富田社葫芦村人。生于小染铺商人家，民国5年（1916）秋考入海丰中学。在中、小学期间，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罪行的斗争，并在“五四”新思潮薰陶下成长。民国10年，考入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先后改名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和广东大学医科）。民国13年春，经当年在海丰中学求学时高年级的老学长彭湃的介绍，他在广州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负责在“公医”建团和建立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民国15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在校期间，他领导同学开展反帝、反军阀、反国民党右派的-，成为大革命时期广州地区学运领袖之一。
民国16年（1927）广州“四·二五”-政变后，正在中山大学医科附属医院担任医生的他撤离广州，到达武汉。经党组织安排，被介绍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后担任军医和医务主任。并在第四军军部的中共秘密支部投了通过他在广州时的老相识、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入党的赞成票。“八一”南昌起义时，他与上司叶剑英准备策应，但因起义军已撤离南昌，未果。接着，他随第四军从江西南下返粤，担任四军第二后方医院副院长。同年12月11日，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他负责抢救起义伤员工作，并在战斗间隙，随担任起义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前往探望伤员、察看俘虏。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与叶剑英撤到香港，奉党组织命一起住在香港郊区一段时间，然后在民国17年夏转赴上海。叶剑英被派往苏联学习，他则被安排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他先后以开办“达生诊所”和“五洲药房”的名义，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地点作掩护，并为从革命根据地前来上海治病的领导同志医疗。民国18年秋，他参加了追寻和处决曾向敌特出卖彭湃、杨殷等烈士的大叛徒白鑫的斗争。之后，他奉命先后前往奉天（沈阳）、厦门、香港设立秘密联络站。民国19年12月他到达香港。不久，参与拯救在海南被捕的李硕勋同志（未成功）；接着又与李少石一起设立秘密交通站，安排一些领导从白区经香港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并设法购买了一批批医疗器械和药品辗转输送进根据地。民国24年，他又奉中央委派的秘密工作领导人潘汉年之命，转到澳门开辟工作。他与中共中央一直是单独直接联系。他到达澳门后，一方面开设小诊所，一方面以医术高明的“名医”身份，为镜湖医院的病人义务诊治和为该院护士授课，从而受到人们的信任和欢迎。民国34年被聘为镜湖医院护士学校的校长，民国35年又被镜湖医院慈善会推选为医院院长。经过柯麟的大力改革，把镜湖医院办成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柯麟利用镜湖医院的条件，组派过一批医护人员先后开赴珠江三角洲和东江地区参加战地救护工作，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还经常把伤病员送到镜湖医院治疗。日军占领香港后，柯麟为接待从香港撤到澳门的一批民主人士、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大量紧张工作。在这前后，东纵司令员曾生、柯麟的老战友罗明、著名作家张天翼、博古的妻子刘群仙等都到过澳门镜湖医院留医。柯麟在澳门大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帮助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掌握了澳门中华总商会、教育会的领导权，并建立了澳门中华民主妇联等进步团体，争取、团结、培养了何贤、马万祺、崔德祺等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建立和发展了澳门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和广州解放时，柯麟联合澳门中共地方秘密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澳门举行了盛大的公开庆祝活动。1949年“两航起义”后，柯麟收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叶剑英的密函，他通过各种关系，抓紧把“两航”在澳门的大批器材，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用船只运返广州，为支援人民空军的急需立了功劳。
1951年春节，柯麟接华南分局调令，举家迁返广州。3月，就任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还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广州分会理事长。就任之初，他就先后派出两批志愿医疗队，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并组织教师参加了思想改造学习。1952年、1953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三校先后合并，成立华南医学院，他任医务委员会副主任，到1955年正式担任院长并兼任党委书记。他为促进原有三个学院师生的大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为改革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做了大量工作。1957年，该院改名中山医学院，他继续担任原来的领导职务。为响应全国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他强调科研要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医学院实行教学、医疗、科研三者并重，并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他强调基础理论研究要与应用研究结合，科研要为生产服务，把对危害广大劳动人民健康的疾病的研究作为主要任务。在柯麟支持下，医学院教授陈心陶为消灭血吸虫病在广东的流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贯彻党的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大力培养中西医结合的人才，促进如针灸疗法等祖国医学遗产的应用及理论研究；组织师生下乡调查，搜集大量民间蛇药处方和中药标本。他先后组织师生下乡、下工地开展以防治传染病为中心的群众0国卫生运动。1958年至1960年“-”期间，他苦心争取尽可能地按照教学规律执行教学制度、教学秩序，使中山医学院的教学工作，基本上保持稳定，顶住了“关门下乡”风。1961年，他当选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也是这一年，他大力领导师生按照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贯彻执行“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60条），着手在院内建立“院务委员会”和其他会议制度，为发挥集体智慧，调动教师特别是老教授的积极性起了很好作用。重视贯彻“教学为主”的思想。正确处理教学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医疗工作的关系，安排好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劳动三方面。强调加强“三基（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训练）是培养人材的战略性任务。并且强调通过实验和实习，培养“三严”精神（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操作的能力。他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好医生，既要有好思想，又要有好技术。”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育上得到全面发展。他要求教师要既教书又育人，因此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仅要关心学生的业务学习，而且要关心学生德育、体育的发展。他带头培养“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刻苦钻研，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学风。柯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和善于团结、依靠、培养、使用大批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在工作上给予支持，在政治上给予信任，在思想上给予帮助，在生活上给予关心。他不仅尊重和大胆使用大批老教师、老医生，而且注意一批批地培养和提高中青年教师、医生。经过柯麟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中山医学院成了蜚声中外的华南地区医学最高学府。
“文革”期间，柯麟受到“造反派”的批判、斗争，成为广州地区最早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在数年中受到了不止百场的批斗和种种折磨。后经叶剑英设法以让他“治病”为名，把他“押送”到北京总参招待所住下来，才使他免受折磨。-结束，柯麟获得平反。1979年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顾问和全国政协常委兼医药卫生组组长。1980年5月，他又被任命兼任中山医学院院长职务。这时已近80高龄的柯麟回到广州，受到全院师生的热烈欢迎。他狠抓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受错伤的师生恢复名誉或安排了适当工作。从此，中山医学院拨乱反正，走上了新的振兴之路。1984年，他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医学院的职务，但他对该院新的领导班子大力支持。
他曾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1年9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