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男，1940年生于中国昆明，祖籍广东南海。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学术咨询委员 。杜维明15岁起便研习儒家文化，曾师从唐君毅、徐复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翌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2008、2013年分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2010年起，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
在各个时期，杜维明的思想和著述重点有所不同。1966-1978年，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80年代末，关怀重心是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迄今，所关注并拓展的领域有“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等。
杜维明早年以研究宋、明儒学思想而成名。他将儒学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先秦到汉，第二期是从宋到明清。鸦片战争以后，儒学式微，是否有第三期发展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即儒学“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乃至核心内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杜维明着力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研究，关注第三期儒学如何发展。他引入了国际视野，将儒学传播于东亚乃至香港、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之中，最终将世界各国认同儒学观念的非华人也包含在内，这是从世界主义的情怀出发对儒学所作的发展。
杜维明阐明了“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两个概念，“儒教中国”的主体是“政权化的儒家”，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遗毒；“儒家传统”的主体是“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是一个体现“终极关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坏的客观条件下表现出最好的人性光辉；具有可贵的抗议精神——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儒家文化不是超越而外在，而是超越而内在。因此，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但又不是现实政权势力的一个环节，它“有着相当深刻的批判精神，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知”。
杜维明认为，不仅孔子，包括孟子、荀子，都有相当强烈的宗教情操。儒家基本上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是一种人文主义，但是，这种人文主义既不排斥超越的层面“天”，也不排斥自然。所以，它是一种涵盖性比较大的“人文主义”，儒家的性命天道虽不代表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却含有浓厚的宗教意义。不过，儒家的宗教性并不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气氛中，而表现在个人人格发展的庄严性、超越性与无限性上。
儒学传统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自我转化。
杜维明认为，在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中，以儒家、道家和大乘佛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应该是十分积极的参与者，其他文明系统也是全球多元文明格局的组成部分。
在全球文化视野的背景中，考察人类的基本价值，从中凸显儒学的现代人文精神。杜维明以“探究真实存在”的本体论方式解析在现代与后现代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的种种困境，指出儒学心性之学所代表的那种“内在于现实世界并转化之”的人文精神能够有助于人类处境的改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杜维明对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性的工作。这集中体现在以《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学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中与庸：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包容的人文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和杜维明的讲学和宣传活动是分不开的。
作为现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员，杜维明与其前辈相比，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基点上和以更开放的胸襟来看待儒学在当今世界中所起到的作用及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另外，在其以前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大都是试图说明儒家的内圣之学应该而且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民主与科学的形上基础，认为科学与民主是儒家哲学本身的应有之意，因此这些人一般都致力于说明儒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同近代的科学民主精神是相融合的，所以，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比附”大于“论证”的倾向。而杜维明则抓住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工业”社会出现的解释，则部分地将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归于儒家文化导致的“不期而遇”的结果，体现出一种从儒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的倾向。
杜维明站在人类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线上，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开阔眼光审视传统儒学，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上，这表达了一位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留念之情。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实现其现代化与世界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之学”得以发扬，我们深信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传统儒学的“照察”，对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分析，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展望，不乏真知灼见，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近年来，杜维明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顾问、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中国哲学史》(中国)、《人文论丛》(中国武汉大学)、《当代》(中国台湾)、《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明报月刊》(中国香港)、《亚洲文化》(新加坡)、《人文杂志》(马来西亚)等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