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宜曾祖父当过清朝武官，祖父石国璋曾考取过秀才，如今的石家门楼上，还刻着“武威大道”四个二尺见方的正楷大字，足以见得他的家是颇具功名的世家。1916年的早春闰2月21日，石景宜出生在石家大宅内。其兄弟姐妹一共7人，他排行第六，小名阿六。父亲石岳云也像珠三角的许多人那样，10多岁便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一旦有点积蓄就寄回老家，贤惠慈祥的母亲石余氏就料理家务、管教子女。1918年，石景宜父亲在广州市买下了麻行街43号作为住宅，三室一厅，外加厨房、杂屋等，十分宽敞。石家便告别世代聚居的家乡大宅，来到这个新天地，稍有点积蓄后，母亲就带着景宜四处求学。景宜6岁时在广州麻行街小学念书，翌年，他转到广州第一公元旁边的私塾，一共读了三年。从1927年起，他转到海珠中路第九小学读四年级，直到小学毕业。1930年，他考进了广州禺山中学。石景宜读初中一年级时，因为父亲患病，他前往香港探望，父亲把他留了下来。从1931年起，他进了坚道新亚英文中学读书，1936年毕业。1936年，石景宜考上了广州勷勤大学会计专业。
国难当头流离失所重操旧业成就辉煌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武装吞并中国的野心，悍然挑起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祖国大江南北，开始弥漫着浓浓战火与日本侵略者的血腥味。石家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紧张地盘算着怎样才能躲开这场空前的灾难。1938年，石家在母亲石余氏和石景宜的带领下，一路颠簸到南海县官山区，不料，1938年10月21日，广州也落在了日本人手里，父亲放心不下在官山的妻儿，托人捎来家信和路费，叫他们赶快前往香港。当他们又辗转来到香港后，祸不单行的是，父母积劳成疾，双双去世。石氏一家顿时变得支离破碎、生活无着。
国土沦丧、家破人亡，沉重的打击没有令石景宜颓废，他不得已中断了大学学业，勇于承担家里的责任。1942年，石景宜到泰昌耀记药材行当小工，后来他又摆过书摊，开过书店。在石景宜的苦心经营下，解放初期，他已是一个图书业的行家了。后来石景宜在香港治病时，又重操旧业。从香港摆书摊开始、经过国荣书店、汉荣书店、汉荣图书公司、汉荣书局有限公司几个转折，艰苦奋斗几十年，走过了一条崎岖不平、铺满荆棘的成功之路。今天，石景宜已成为香港有数的图书企业家之一，汉荣书局也跻身于香港各大书局的前列。
以书传深情书香两岸三地
在海峡两岸三地，石景宜的名字是与图书联系在一起的，他的青春年华是在和书报打交道中度过的；他的晚年生活是以赠书为乐，在他80岁高龄时，仍然醉于书、乐于书，以书传深情，用书架起了一道道海峡两岸三地学者交往的桥梁。
赠书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一蹴而就。从了解情况、选购、进书、包装、托运直至联系赠书、交赠、介绍图书，无一不需付出艰辛繁重的劳动。石景宜对赠书十分郑重其事，几乎事必躬亲，不肯轻易假手他人。在石先生18年多的赠书历程中，送往祖国各地和台湾的书籍总数达300余万册，总共耗资2亿多港元，真正体现出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我从图书业中挣钱，要用图书回敬给社会”的诺言。在全国数百个教育、科研、文化机构获书单位中，石景宜的名字已经在文化丰碑上绽放异彩。
石景宜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那就是：“赚钱，也绝不能赚内地的。”因此，从1978年起，尽管他连年不断赠书给国家，却从不在内地卖书，这个决定令他非常欣慰的是：在北京的赠书吸引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严济慈等的热切关注，中共中央-部、全国政协机关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文教科技界的知名人士以及各新闻单位记者共400多人还专门组织了一次隆重的赠书仪式盛会。后来，广东一位有识之士向他建议道：“赠书当然很好，但受益的到底只有少数单位，需要书籍的部门很多，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总不能向所有希望得到书籍的机构都赠书吧！您倒不如拿出一部分钱来举办图书展销会，利用自己在香港经营图书的有利条件代国内购买书籍，让那些渴望得到书籍而又出得起钱的单位也能受益，读者的范围就会大得多，这样岂不更好？”从善如流的石景宜仔细考虑了这个意见后，觉得言之有理，便给自己定下了“旨在沟通，不图赚钱”的原则，与深圳、台北的合作单位一起精心筹划了几届图书展销会。展销会使近千万册台湾和大陆的图书得以在海峡两岸相互展览和销售，不仅使两地观众眼界大开，也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为沟通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石景宜为家乡南海区捐赠始于1987年春。近年来，他已先后向南海区教育局、南海广播电视大学、南海中学、西樵中学、儒溪村等20多个单位赠送图书近60万册，价值300多万港元。这充分体现他赤诚的桑梓之心和恋乡情愫。
石景宜先后当选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香港西樵同乡会永远会长。
（作者：竺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