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伯焘（1788—1853年），字鲁舆，号载枫，别号小岱，广东连平县元善镇人，巡抚颜希深孙，总督颜检子，嘉庆十五年（1810年）顺天（北京）举人。
嘉庆十九年（1814年），颜伯焘殿试入二甲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借新进士巡游的机会顺便到浙江省亲。出任浙江巡抚不久的父亲颜检，拿出刚刚得到的、祖父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所刻官箴拓本，指示说：“你现在已进入前程无法预料的官场，应该研究公职人员做人做事的原则了。这是先前正派GY留下来的格言，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教诲。”颜伯焘郑重接过，只见拓本上 书有“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三十六字箴言，及贞庵主人和祖父颜希深的两篇跋文。细读后，颜伯焘将拓本珍藏起来。
道光二年（1822年），颜伯焘出任陕西延（延安）榆（榆林）绥（绥德）道道台，也在这年，再次出任直隶总督的父亲颜检，又赠以自己任浙江巡抚时，在嘉庆二十年（1815）仲秋于杭州所刊石刻拓本，并指导说：“你如今去做地方官了，管理部下、调解民事全都是你的责任，要时常以这段箴词勉励自己，不可松懈。”颜伯焘恭敬地带着这本箴词到陕西上任。
同僚知道颜伯焘有一本著名的官箴，都争着要去看，以致无法满足。由于延榆绥地方缺少雕刻工匠，于是颜伯焘在道光四年（1824年）立秋那天写了一篇跋文，连同其父颜检所赠杭州刻石拓本，一并寄与长安知府张爱涛（名聪贤），请其刻石立碑以广其传。道光四年（1824年）农历十月，张聪贤亦跋后碑立。
颜伯焘历任陕西督粮道，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
道光七年（1827年），颜伯焘随朝廷大军征讨回疆，因转运粮草及兵马辎重有功，道光皇帝赏赐了花翎。
道光十年（1830年），颜伯焘出任陕西巡抚。
道光十七年（1837年），颜伯焘任云南巡抚，他改建滇池石闸，使周边农田得以灌溉。不久，颜伯焘兼署云贵总督。
《清史稿•颜伯焘传》于此处写道：“伯焘累世膺（受）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意思是说，颜伯焘一家几代人都是受皇上托付，领命治理国家疆土的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他熟练掌握行政权利的运用，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的名声。
鸦片问题，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颜伯焘非常关注中国的鸦片问题。在其上奏道光帝的密奏中，对当时的鸦片泛滥流毒，作过这样的叙述：“臣籍隶广东连平州，初次回籍，在嘉庆九年（1804年，17岁），彼时连平州吸烟者不过数人，已为指摘所归。二十一年（1816年，颜检在嘉庆二十年被革职回籍，闭门思过），臣复回籍，则连平州吸烟者，多至数十人，然犹掩藏甚密。迨道光十三年（1833年），臣又回籍（安葬其父颜检），则连平州吸烟者，竟不可以数计。吸者固不避人，见者亦恬不为怪。尤可异者，贫民贱役，糊口维艰，可以日不再食，而烟则在所必吸。若纨袴子弟，有力之家，染此恶习者，更不必问。其始地方官非不严拿究办，继以究不胜究，与其徒饱书差之讹索，增地方之滋扰，则莫若因循听之，尚得相安于无事”，“连平在广东仅一州之地耳，偏僻小邑，土瘠民贫，而相习成风，至于此极，……然则连平如此，广东一省可知，即他省亦无不可知。”（《清道光朝留中密奏•颜伯焘片二》，见《雅片战争》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09-510页）。
当时，日益严重的鸦片泛滥，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引起弛禁与严禁两派的激烈争论，颜伯焘既不同意许乃济把鸦片当药材进口，任其泛滥的弛禁主张，也不同意黄爵滋变更旧章，以大辟死罪重治吸食的严禁主张，他倾向极力清除社会积弊，多方整顿旧章，“毋执空言”，“毋使虚糜”，责令地方对鸦片“善为禁制”。（《鸦片战争》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11页）
由于颜伯焘对沿海“地方夷情，皆所素习”，其抵抗侵略、反对妥协的见解，恰“与则徐颇合”，所以，他对林则徐、邓廷桢在广东任上团结合作，革除积弊，严厉禁烟，并坚持民族大义，多次粉碎侵略者战争挑衅，非常敬佩，深恨琦善到广东后弛备损威，媚外撤防，一反前任所为的罪恶行径。（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页）道光二十年（1840年）农历九月，继邓廷桢之后，颜伯焘被道光帝任命为闽浙总督。
当时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狼烟四起的第一阶段。英军舰队于1840年6月28日-珠江口，7月初炮轰厦门港，7月5日攻陷浙江定海，8月9日进泊天津大沽口外，向清0递交照会，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道光帝听信谗言，以为是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办理禁烟之事不善，才引起英军入侵，只要惩办林、邓等人，英国就会退兵，所以立即派直隶总督琦善和英军谈判。琦善向英军保证，只要英军退回广东，清0一定惩办林则徐。于是英军撤兵南下。道光帝将林则徐撤职查办，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和英军谈判。琦善11月末到广州后，将珠江口防务设施撤除，水勇、乡勇遣散。在谈判过程中，琦善对英军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一一许诺，只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作主，答应向道光请示。英军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841年1月初向虎门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两炮台最终失守。琦善屈服于英军的强大压力，于1月中旬表示愿意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不待琦善“代为奏恳”,英军便在1月20日单方面抛出《穿鼻草约》。《草约》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6天后，英军强行占领香港。
颜伯焘决心在闽浙任上坚持林则徐的抵抗路线，学习他的革新精神，积极引进各国先进科技和新式工艺，整顿加强闽浙两省防务，但却不作认真调查，即追劾水师提督陈阶平在英军进攻厦门时，借病规避，无所作为。
在前往福建省城福州赴任途中，颜伯焘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除夕，曾在常州与两江总督裕谦共同商讨防御-侵略事宜，非常赞赏江苏海口设防备剿周密；并沿途“一路探访定海夷情”，用心询问定海失守后各方面的具体情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四日，颜伯焘一到浙江省城杭州，便立即与浙江巡抚刘韵珂会商浙江添防、铸炮以及筹划收复定海事宜。他认为“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有不可胜言者”；并强调“惟是占守固应夙备，而调遣尤宜得人”。为了有效组织力量，及时收复定海，次日他立即向道光帝奏请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桢迅速驰驿赴浙，分别驻防镇海、宁波，并会同钦差大臣伊里布筹办收复定海的攻剿事宜。他认为林、邓“为该夷所畏忌而屡欲中伤者”，而“臣等均素知其有体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抚衷自揣，深愧不如”，“如该二臣不知奋勉图功，即请治臣等以妄举之罪”。道光帝对其荐举林、邓极为不满，诛批“一片妄言”，尤其对其敢于形诸奏牍，“殊增愤懑”。《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道光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1-753页）
颜伯焘于当月二十五日，抵福州到任。二月前往厦门前线，亲自部署防务，积极进行备战。他“意气甚锐”，既反对广东琦善一意“主和”，“开门揖盗”；又轻易否定前任邓廷桢采取“以守为战”的策略。认为：“守而不攻，则我劳而彼逸，彼省而我费”，“势不能剿尽横逆”（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页），因而，力主“重兵扼要”“水陆兼备”，并出海进攻。
颜伯焘认为厦门地处闽南，与广东毗连，为全闽咽喉门户。他回顾上年英军两次入侵厦门，皆从青屿口出入的教训，便会同兴泉永道兼金厦兵备道刘耀椿，采取积极措施，层层增强这一带防御。因青屿在峿屿之内，特增建峿屿、青屿、大小担三大炮台，并加强炮火配备，重兵分守峿屿、大炮台、屿仔尾、鲁班庙、鼓浪屿各要隘，附近各岛亦分舶大小船只，相互策应，以达到“倘有夷船窜至，峿屿及大炮台等处截击之，屿仔尾夹击之，鲁班庙等处斜击之，鼓浪屿迎击之”（《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道光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0页）因此，在北岸白石头、安海的两汛和水操台等处，设大小炮二面百七十多门，驻水陆兵二千七百余人；在白石头到沙坡尾一带，建造高一丈、厚八尺的石壁五百丈，每五丈设炮一门，共设炮一百门；又在曾厝坡、河厝乡、五通汛等处，设炮一百门，驻兵一千四百余人，其中高崎汛还派兵三百人，哨船十只，拦截港面；除此之外，各地尚有机动水勇、练勇九千二百余人，以应急调遣。与此同时，他们准备再招募新兵数千人，水勇八千人，并添筑炮台，创建船坞，积极引进国外新式造船技术和铸炮工艺，自造战舰五十余艘，自铸新炮一千门，以便进入大洋，与英舰在海上作战。颜伯焘还认为澎湖孤悬海外，为台湾、厦门咽喉，因而奏请前任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速驻澎湖防守，道光帝对此表示赞同。
颜伯焘奏请军费200万两白银，整修加固炮台3座，招募新兵及水勇共计8000人，拟造战船50余艘，以备出洋御敌。
这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进入愈演愈烈的第二阶段。1841年1月27日，虎门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赴广东。英军获悉清廷对英宣战的消息后，抢在各省军队到达之前对虎门和广州发起了进攻。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月26日清晨，英军3000多人向虎门炮台发动猛烈攻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琦善拒绝派兵增援。由于寡不敌众，关天培和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虎门炮台失守，英舰驶入珠江。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3月2日，英军又陷猎德炮台，逼近广州。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到达广州，但各省调集的兵勇仍没到齐。英军则因兵力不足，不敢轻易进攻广州。双方达成临时休战协议。4月奕山及各省军队1.7万余人先后齐集广州。奕山一到广州，便诬蔑“粤民皆汉0，粤兵皆贼党”，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为了报功邀赏，奕山于5月21日夜贸然向英军发动进攻。分兵三路袭击英军。由于英军早有准备，所以没有收到什么战果。22日黎明，英军乘顺风发动进攻，向清军猛烈发炮轰击，清军溃败，英军乘势进攻广州城，占领城北炮台和山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城内。万余清军收缩城内，奕山等高级将领惶惶无主，乱作一团。5月26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6天内撤至离广州城30公里以外地方，一周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以外。
颜伯焘积极主战，一心想要拒敌于国门之外，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上《探闻广东情形折》。
闽浙总督颜伯焘奏：
臣窃以为广东夷务，为万里海洋安危所系，而闽粤互为唇齿，尤须呼吸相通，是以多用谍探。节据探报：四月初一日，逆夷火轮船一只抛泊十三行河面，官兵开炮击沉三板夷船，夷人亦有损伤。初二日，该夷驾火轮船一只驶至省西泥城，一路开炮，兵勇望风而遁，烧我船只六十余号。初三、四、五日，逆夷驾船十余只，开炮攻打上岸，防兵四散遁走，被烧民房甚多，并占去四方炮台。初六日，炮子打入老城，直指贡院。经广州知府余保纯向逆夷面议息兵，该逆始索洋银数千万圆，继定六百万圆，又须将军、参赞撤退，方肯退兵。其银已由藩运海关三库凑给，俱给交讫。并闻四月十五日已作为追交商欠议抚情形专摺驰奏。探闻之下，心胆俱裂。正在疑信间，适接藩司曾望颜来禀，抄送广东臬司王庭兰寄该司函，尚有为侦探所未尽者。
夫逆夷非不可抚，然必痛剿之后，穷蹙乞敛，歼其渠魁，释其余党，始能俯首贴耳，久安无事。今贼势方张，资之以库藏，则何不以养我士卒，修我战备？如谓商民纷纷号求息兵，不得不曲徇所请以固人心，则何不于誓师之始，集我绅士、耆老痛哭而申效死之义之图守？且广东民非不可用，四月初十日有萧冈、三元里等乡民数万围困夷众，功在须臾，而余保纯得义律私书出城弹压，乡人始渐散去。在该府未始不藉口于议抚之后不应妄生枝节，是直以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具此肺腑，何以为臣子！有该乡民等誓词二纸各处传抄，言虽鄙俚，亦足以见大义之所在人心。况抚之权在我，而受抚之情在彼，逆夷初无受抚之情，何以言抚？且广东抄来逆夷伪文一件，伪示四件，悖逆之词，令人发指。复于议抚后拆去大角、沙角、横档等炮台，砖石移往香港起造码头、房屋，俨然视为故物。又广东巡抚臣怡良来咨，内黏单亦有四月初九日，有夷人十一名、汉0数十名至香港传唤乡耆铺户，称系英国知县姓坚来查，未知将军、参赞有否入奏？又有五月初六日，接准广东督臣祁土贡四月二十四日来咨，抢去广东省厂未竣工师船五只，如此情形，断非效命归诚之象。奕山、隆文已于四月十五日后移至离广东省六十里之小金山，杨芳尚在城内，齐慎亦已入城，纳贿之后无复亡羊补牢之计，若谓贼已饱囊而去，必不再来，苟安于目前，又思弥缝于异日，计亦左矣。
臣伏念上年八月，该逆赴天津投递呈辞，不过藉缓定海之师耳。琦善宴其头目二十余人，嘻笑怒骂，隐忍受辱，天津道陆建瀛请尽数拘留，令其缴还定海，玲善以为书生之见。冬间，裕谦于前署两江总督任内悬重赏以购义律，而该逆则在镇海与伊里布分庭抗礼，非前任衙州守备周光碧声色俱厉，义律自肩舆而入。今年正月，琦善又与该逆会饮于莲花城，琦善已视为固然，不敢稍存他意。乃自虎门失守，琦善北上，参赞大臣杨芳适先至粤相持数月，旋复效尤。臣总以为外云羁縻，内修战守，而义律偃夷馆己将匝月，又纵使去，及至奕山、隆文驰至，几乎无可措手。查杨芳前在江西途次接奉参赞大臣印信，即有以偏僻小港准逆夷屯积货物之情，甫经到粤，抚议又起，是杨芳之与琦善心思智虑如出一辙。叠经圣谕训饬，犹复敢萌故智。奕山、隆文阅历未深，尚可诿为不谙军务，杨芳老于疆场，事机坐失，咎复爰词。
总之，广东以虎门为门户，虎门一失，全势已去。琦善弛备撤防，开门揖盗，而炮为守门之具，非被攫去即行毁坏。杨芳初到，并不据实直陈，恳乞圣恩，宽以时日，铸炮造船，训兵练勇，俟奕山、隆文到后谋定而战，一味粗疏至于偾事。此时奕山、隆文若再扶同粉饰，君门万里，何日稍释南顾之忧？香港为商船内驶必由之路，其岛曰“红香炉”，上有营汛居民，并非偏僻小港可比，既被占据，不惟该夷来去自便，内外商船亦尽遭搜截，闻早露其渐矣。我朝统驭中外，尺寸之土不可以与人，香港一岛亦与定海何异？即使香港计日可复，烟船纷纷四出，等于游魂，此事终无了局。啖虎狼以肉而欲止其搏噬，必不能也。
如今之计，亟宜大张挞伐。奕山、隆文叠经逆夷尝试，已滋轻视之心。杨芳年老耳聋，湖南兵丁首先滋事，不能束约，尤不能当此重任。敢乞天恩逾格，此时暂准羁縻，亟撤各处外调之兵，特简亲信重臣，激励人心，振作士气，督造船炮，用本省之民为本省之兵，勿以一时小胜而生矜喜之心，勿以一事偶挫而怀退缩之志。至于经费浩繁，惟在用之得当，不当省而省，费且滋甚。若以厚恤将士，精修战具，奇才异能踊跃图功，即或例外增加亦不过数十万金。不此之图，而以六百万之多拱手供寇，孰得孰失，较然易明。计自广东至盛京，海口林立，夷船去来无定，撤防无期，与其日日用之而车薪不熄，何以一日用之而燎原可灭。《孙子兵法》有云“用财欲泰”，诚不易之言也。
臣驻扎厦门，督造船炮。而泉州及漳州、兴化各粤洋面，报夷船游戈、停泊者或有三四只或有八九只，即广东议抚之后亦无虚日，痛心切齿，何能一再姑容？但船炮未备，轻予举动必碍大局；一俟船炮齐备，其各处停泊之船即当奋力攻击，不敢畏难苟安，自取咎戾。
从这份奏折我们可以看出，颜伯焘上任闽浙总督后，是密切观察、仔细研究敌情的。奏折客观分析强敌之种种嚣张表现，高度赞扬广州乡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英勇精神，尽数不可议抚之理由，细说表面笼络牵制实际积极备战之种种方法——文功武略，有勇有谋。奏折痛斥琦善、杨芳的投降妥协行为，敷陈香港军事、经济地位之重要，辩证论述经费之多寡，深切表明国难当头之时自己决不畏难苟安之坚决态度——耿耿爱国之心，天地日月可鉴。
颜伯焘尤其强调广东局势事关重大，特向道光帝奏请委裕谦以广东重任，而“能得人心，亦有威望”的林则徐，则可为裕谦之副。但林则徐这时已被道光帝调离镇海军营，“从重发往伊犁效力”。
七月初九日（8月25日），英舰三十六艘，闯入厦门青屿口。颜伯焘即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前来参加厦门防御，督守水操台。次日清晨，又派通晓英语的使者，前往询明英军来意。英军头目璞鼎查亲自书写照会，声称“如不议定照上年天津所讨各件办理，即应交战”，并要求交出“厦门城池炮台，俱行让给英-士暂为据守，待诸事善定，仍行缴还”。（《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道光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51页）对此，颜伯焘断然加以拒绝。
初十日（8月26日）午间，英军发动进攻。清0原以为战争己经结束，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以节军饷，颜伯焘招募的8000名新兵及水勇刚于日前被遣散。颜伯焘当即会同金厦兵备道刘耀椿，命令弁兵开炮回击，并指挥白石头汛、屿仔尾、鼓浪屿三面兜击，发射万斤至数千斤以下的大炮数百门，顿时击沉英军火轮船一只，兵船五只。英军后来集中七八舰火力，并力攻击厦门沿岸炮台，击破一台，又击一台。并且用凶猛炮火，掩护舢板船分路强行登陆。厦门守军奋力反击，参将张然与登陆侵略军拼搏特别勇敢。他手持大刀，杀敌十余人，刀折中创，仍拔剑连斩敌数人。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力战，壮烈牺牲。三时左右。英军占领鼓浪屿，四时又在南普陀附近登陆，六时左右英舰便控制并停泊厦门内港。英兵登岸占领炮台后，掉转炮口向市区开炮，厦门官署街市均被炸毁。当夜，颜伯焘退守同安。但他在同安仍一面整顿军队，筹备火炮；一面征募新兵，团练乡勇。七月十九日，他又命兴泉永道兼金厦兵备道刘耀椿督率兵勇，潜赴厦门，以联络当地乡民、兵勇，约期夜袭英军。因英舰事前调离厦门，未成。
英兵占领厦门后大肆劫掠，居民奋起-，英兵多有死伤。过了几天，英舰只留数艘停泊在鼓浪屿，其余大部转攻浙江。皇帝下诏责备颜伯焘不能预防仓促失事，又以收复厦门免其治罪，初拟革职，后从宽降三品顶戴留用。不久，朝廷派侍郎端华到福建调查厦门失陷一事，结果又以英兵转攻浙江时，颜伯焘未能及时追击而将其革职回籍。当时还有人议论，对颜伯焘的这种处罚仍轻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颜伯焘由福建回广东时，护送亲兵甚众。“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三月途经漳州，“自初一至初十日，无日不过行李”，“每日总在六七百名”。初十日，颜伯焘到达漳州，“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事后，漳州府长官“面恳稍缓数日”裁汰一千二百名乡勇，以其粮饷弥补“前帅过境，实用去一万余金”的亏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67页）
颜伯焘被革职回广东连平县老家后，在元善镇西门岗建房闲居十二年。
咸丰三年（1853年），清文宗咸丰皇帝宣召颜伯焘以四品京堂入京，准备重新起用。但因当时太平军北伐直逼京津，道路阻塞，不能到达京师，颜伯焘奉旨途改姑苏（苏州），帮办江南事务，总统潮勇。不久，颜伯焘病逝，终年六十六岁，归葬广东省连平县城北灌子瑶。颜伯焘著有《回字楼奏议》。
《清史稿•颜伯煮传》论曰：“颜伯焘怀抱忠愤，而无克敌致果之具。”
“无克敌致果之具”，既是颜伯焘个人的悲哀，更是当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悲哀。国贫民弱之际，古今多少志士仁人，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怀抱忠愤，望洋兴叹，壮志难酬，肝肠寸断——空悲切。
当颜伯焘或别无选择或当仁不让地继邓廷祯之后，在1840年农历九月，接过担负着在海防前线抗击英国侵略者重任的闽浙总督职务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意识无意识地坐到了时代的火山口上。失败，是颜伯焘本人和已经江河日下却还在老大自居的清朝0，必须客观面对的惟一结果。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果，任何人都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
1841年10月，英军再度攻占定海，随后攻占镇海、宁波，并分兵进犯台湾。道光帝派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驰赴浙江指挥战事。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东部组织清军发起-，企图一举收复镇海、宁波、定海，结果失败。英军决定乘胜侵入长江，于5月中旬攻占浙江海防重镇乍浦后，6月中旬攻陷吴淞口要塞和上海城。7月6日，英军万余人分乘70余艘舰船溯江西上，付出重大代价，于21日攻占镇江城。8月上旬，英舰队驶抵江宁（今南京）江面。清0在侵略军炮口威逼下，-于29日接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向侵略者割地、赔款、让权。
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第一次战争。中国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和清军爱国官兵对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抗击，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由于清廷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备废弛、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不善指挥、战法呆板，加之武器装备落后、战守乏策等原因，以致战败。鸦片战争的结果表明，落后的封建军队已不能战胜初步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此后，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因此，1840年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近代史学家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称：颜伯焘是极端排外主义者，自满自信……但比投降派要好得多。”

笔者按：《颜伯焘传略》系根据1977年2月中华书局版《清史稿》中的《颜伯焘传》、颜希深六代孙颜本敏1999年编《连平颜氏希深公派下（长房）流水谱》、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官箴碑文及鸦片战争有关史料等编撰而成。
关于颜伯焘的卒年，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辞海》下册第5248页记为1855年。经颜本敏先生考证，应为卒于1853年，葬于1855年。颜伯焘1853年在姑苏（苏州）江南大营病逝后，棺木运回连平老家，其后辈并没有立即将其下葬，而是放在厅堂里拜祭了两年，直到1855年才与继室汪氏合葬于城北灌子瑶。这样的风俗习惯在我国古代民间确实较普遍。颜伯焘卒于1855年之论，主要依据是颜伯焘墓碑刻时间为咸丰五年，即1855年。但1855年是记下葬时间，而非病逝时间。颜检墓墓碑记时间为“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是记下葬时间，而非去世时间。《清史稿》记“咸丰三年，召来京，将起用，道梗不得至，寻病卒”。“寻”当解为“不久”，若到1855年两年之后才去世，是不会用“寻”的。所以颜伯焘卒于1853年较可信。
又按：曾为清廷重臣的广东连平颜氏三代，身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一百多年（颜希深生于1729年，颜伯焘卒于1853年），历侍乾隆、嘉庆、道光三代君主，目睹清朝（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宦途或显或黯，人生亦甘亦苦。然其祖孙三代三次刻石自儆儆人，致使一段古代为官的至理名言广为传播、泽被后世的故事，将永远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