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一平，又名韦瑞珍，壮族，1906年11月出生于广西罗城县四把乡短岗屯一户农民家庭。韦一平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7岁那年，父母把他送进附近里乐村的私塾，期望他识几个字，不再苦守山村。两三年下来，他终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韦一平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化的年代。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伟大的五四运动，革命思潮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大地，影响着思想活跃而又不满现实的韦一平。1923年秋天，他和同村好友韦明秀相约离家出走，找到书友秦君，一起奔赴广州西部的三水县，投入到这里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
1924年春，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的邓熙农，被调到三水县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从此，三水县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年5月，韦一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他被选送到广州农-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留所当教员。不久，他担任了农民自卫军排长。1925年10月，他转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后又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团长叶挺的率领下，参加了北伐战争，转战广东、湖南、湖北，屡建战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数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逮捕、 杀，革命进入低潮。但韦一平没有动摇。这年12月，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起义，在海陆丰根据地担任过中共区委书记。
1929年秋，他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到广西左右江组织农民武装。同年12月11日，他带领农军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被编入红七军。1930年冬，红七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离左右江北上，向中央苏区转移。当部队打破桂军、湘军前堵后追的合击，跳出包围圈，强渡乐昌河时，遭到数倍敌人的袭击，韦一平随五十七团进入湘赣苏区的安福、永新一带。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在一次战斗中，韦一平的右脚不幸被打穿，无法随军行动，不得不就地治疗。伤愈后，组织决定韦一平留在中共永新县委任军事部长。他带着残疾，走村串乡，深入群众，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工农游击武装，为巩固永新县的红色政权，不辞艰辛地工作着。
1934年7月，红六军团进行战略转移后，韦一平留在湘赣边区坚持斗争。不久，敌人以五个正规师的兵力，并纠集地方 武装，对边区进行“搜剿”，苏区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有的人动摇了，怀疑湘赣边区还能不能存在。当时的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等人，先后叛变投敌，致使边区的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游击武装被敌人分割包围，四个军分区也被打散。
在这危急关头，韦一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团结周围的同志，发动群众，坚持在永新、安福、吉安交界的丛山峻岭中，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5年5月，他们遭到数倍之敌的“搜剿”。韦一平指挥地方武装奋力突围，向莲花、攸县转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上了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韦一平犹如失散的孩儿找到了母亲，有多少艰难困苦要倾诉啊!然而，他没有向谭余保讲苦处、摆困难，而是谈了重返安福、永新山区坚持斗争的打算。谭余保听罢，紧紧地握住韦一平的双手，眼含泪花激动地说：“你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革命需要你这样的人。”稍停，又说：“省委书记陈洪时，还有其他几个人作了可耻的叛徒，这是革命营垒中的败类。他们的所作所为，动摇不了湘赣边区军民。湘赣的红旗决不会倒，革命总会胜利的!”几天后，谭余保从身边抽出几位同志和部分武器，随韦一平返回原地。韦一平按照谭余保的指示，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发动群众，秘密展开了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的工作。
这年7月，韦一平出席了谭余保在棋盘山主持召开的湘赣省党员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边区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会后，韦一平被调到萍(乡)、宜(春)、安(福)地区坚持斗争。中共萍宜安中心县委建立时，他任组织部长，不久，又接任了县委书记。当时，恢复、整顿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游击武装，建立红色根据地，是当务之急，韦一平带领县委干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在山村，在平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农会、妇女会、儿童团逐步组织起来，分田、反霸斗争搞得热火朝天。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重建了党支部和区委。并为活动在这里的游击大队提供了给养和兵源，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使游击队如鱼得水，打了很多胜仗，红色政权不断得以巩固和扩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响起了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声，拉开了全民抗日的战幕，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布了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10月，中共东南局建立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担负联络、整编下山游击队的任务。11月，韦一平调任该通讯处副主任(后为主任)，并任中共吉安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他即以公开的通讯处主任身份，向国民党官员及各阶层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重大意义。同时以县委宣传部长的身份，进山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动员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游击队下山之后，他旋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协商军需物资供应和整编事宜，安排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保障，提出安全措施等。
在那些日子里，韦一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波于南昌、吉安之间，多次进出武功山、九珑山、铁镜山，使湘赣边区的游击队顺利改编，按时开赴抗日前线；送走了过境的东南局领导和一批批干部，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完成任务后，他又被调往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工作。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要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1939年9月间，中共中央东南局派韦一平赴苏北，以加强临时工委的领导。行前，组织部长曾山同他促膝长谈，勉励他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依靠那里的党员、群众，做好建党、建政工作，搞好统一战线，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创造条件。他受领任务后，同其他几位同志奔赴长江环绕的扬中。
迎接他的是中共苏北临时工委书记惠浴宇。为了迅速展开工作，韦一平抓紧时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虚心向工委的其他领导学习，很快摸清了情况，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各项工作搞得很有成效。12月，曾山来苏北视察工作，传达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成立苏北特委的决定，宣布由韦一平任特委书记，惠浴宇任副书记。他们俩互相尊重，齐心协力，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顽固派》的指示，陈毅亲率战斗在江南的主力部队北渡长江，进入苏北。
正当陈毅率部北渡之时，苏北前进基地——江都县东、野田河东岸的郭村，突然被敌人十路包围，新四军挺进纵队一团(即老六团)面临几倍之敌的围攻。为了扭转危局，根据敌情、地形和群众基础，挺进纵队决定打郭村保卫战。为保证战斗的胜利，纵队司令员叶飞找韦一平进行协商，立即召开了挺进纵队、特委领导联席会议，共同商定了保卫郭村的战斗方案。
6月27日晚上，中共泰县县委书记陈扬获悉顽军李长江部要进攻郭村的重要情报后，即派在李部颜秀五第二纵队政训处的女少尉政训员、二纵队直属队共产党秘密支部的书记李欣(郑少仪)星夜将情报送往苏北特委，为郭村军民赢得了宝贵的几小时准备时间。韦一平和特委领导、机关干部，星夜动员群众参战，青壮年协助部队挖战壕、加强工事，老人、妇女、儿童磨面、做干粮，全力支援郭村保卫战。28日战斗打响，7月4日全线反击，直抵泰州城下。经过艰苦的激战，我军给顽军以重创，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韦一平参与了战斗的组织领导，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陈毅在总结这次战斗的胜利经验时指出：郭村保卫战孤军奋战，领导坚强。
7月底，韦一平随陈毅继续东进，参加了黄桥战斗。战斗前，韦一平与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等忙着组织群众，组织后勤支援，黄桥的工、农、青、妇、学、教、商、儿等各种抗日团体数千人参加筑工事，抬担架，做军鞋，印传单，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侦察敌情，放哨巡查，散发宣传品，搞得热火朝天。全镇60多个烧饼炉炉火熊熊，香飘数里，“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声响彻市镇。战斗中，韦一平亲临战地，积极组织支前工作。
9月间，苏北区党委成立，由陈毅、陈丕显分别任正副书记，韦一平任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原苏北特委改称泰兴中心县委，韦一平兼任书记。10月，黄桥决战获胜。南下的八路军、东进的新四军协同作战，部队和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苏北区党委于1941年3月改为苏中区党委，统一领导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整个苏中军区，先后成立了第一、二、三、四地委以及行署、分区，韦一平任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委。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二次-0，顽军李长江部公开投敌，斗争形势急转直下。韦一平带领地委机关人员，不断转换地方，组织群众继续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民兵建设，壮大抗日力量。军事上配合三分区主力，动员民兵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942年12月，韦一平调任一地委书记。他积极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废寝忘食地工作，到1943年下半年，工作已见成效，所属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了，各级党组织逐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粟裕和陈丕显到一地委视察工作时，对韦一平的领导能力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赞扬。
这时，在一地委周围，仍有敌、伪、顽不时地进行骚扰。当新四军一师十八旅调来之后，韦一平代理政治委员；1943年2月兼任政治委员。他与旅长兼分区司令员刘先胜商定，把主力部队地方化，于各县之间穿梭作战，打击敌人，巩固扩大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后来，日军对北到盐城，南至南通，以及运河以东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和“清乡”。韦一平所在的一地委和分区组织军民奋力抵抗，使敌寇不敢贸然进犯。有段时间，苏中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相继移驻于此。
1944年夏秋之交，抗战进入战略-阶段。苏北的日伪军惊恐万分，妄图作垂死挣扎，联合国民党孙元良兵团，向苏中根据地疯狂进攻，对三分区则进行“铁壁合围”、“梳篦扫荡”，斗争又紧张起来。12月，苏中区党委即调韦一平重回三地委，仍任书记兼军分区(由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兼)政治委员。
韦一平回到三地委后，针对敌人刚从北方调来，情况不熟，骑兵多等特点，发动干部、战士和广大民兵大挖“抗日沟”，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三地委的局势稳定之后，他又致力于根据地的建设。
1945年2月，苏中军区组建教导一旅，韦一平调任旅政委，准备南下闽浙赣。5月间，到达苏浙军区，教导一旅改为第四纵队，谬政国任司令员，韦一平仍任政委。在此期间，他率部参加了天目山反顽战斗，从富春江打到安吉、孝丰，-皆捷，屡立战功。
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韦一平深知创建根据地，建党、建政和发展工农武装至关重要，而培养干部、舆论宣传、-工作，也不可忽视。他到苏北后，尽管环境艰苦，战斗频繁，还是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不仅亲自讲授党的知识，还推荐其他领导去讲课。一批批来自上海、南京等沦陷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参加训练班、进干校，提高了思想觉悟，增长了才干。经过学习的同志，有的被派往地委所属县区担任领导，有的到国民党军队搞-工作。对青年知识分子，韦一平常说：“我是个农民，你们都有文化、有知识，要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他把这些新同志放到基层去，让老同志手把手地教他们打仗，做群众工作。
艰苦的斗争环境，需要不断地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在三地委，韦一平亲自筹办了《江潮报》。调一地委工作后，他又把地方办的《湖东报》合并到军分区的《前哨报》，由地委统一领导。他不仅经常过问报纸的编排，还参与评论的撰写，组织、记者到基层参加减租运动和边缘区的军事斗争，以加强报纸的指导性。他还设法弄来一部电台，收抄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及时传播，鼓舞群众抗战信心。
在我、日、顽三方力量并存的苏北，能否做好-工作，对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韦一平时刻不忘这一点。派往敌人内部去的，必选政治坚强又有能力的干部，不仅交代原则，也教给办法。对于爱国民主人士，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调往一地委后，发现一些有名望的绅士，由于不摸新四军底细，对抗日政权持怀疑态度。高邮县就有一个绅士，下请柬邀地委和分区领导赴宴，以探虚实。韦一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分区司令员刘先胜，带两名警卫员前往。席间，韦一平畅谈国内外形势，阐明抗战前途，用事实陈述利弊，讲典故晓之以理。还严肃指出：江都、高邮、定应地处苏中抗日根据地腹心，唯有跟人民一道抗日，才是出路。他那自信和精辟的分析，使在座的绅士为之折服。他们一再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韦一平这一果断行动，对稳定一分区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他还尽力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部的工作。当时，李、陈部在日寇和伪军的夹击下，逃至毗邻一分区的几个村镇，并向新四军求援。韦一平立即请示上级，把李、陈部安排到分区驻地附近，并常去看望，与他们交谈，让他们参观根据地建设，使李明扬、陈泰运深受感动，赞扬新四军是“仁义之师”。他们说：“新四军与老百姓似同亲人，怎么不打胜仗呢!”
韦一平处处以身作则，在平凡的事情上见其高尚。他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对上级的指示，不论有多大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地结合实际情况，积极贯彻执行。对于工作的调动，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他又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从不搞“一言堂”。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书记”、“政委”，叫他“老韦”最高兴。他对待生活，堪称清贫寡淡。他结婚时穿的一件衬衣，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仍舍不得换件新的，一再叮嘱警卫员洗时要轻搓轻揉。他到下面检查工作，不准加菜加汤，平时更不准警卫员私下为他改善生活。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讲：一个革命者，不论你地位多高，也是人民的公仆，切忌特殊化。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上级指示韦一平率部渡江北撤。
10月初，韦一平率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机关、中共浙西地委和十支队一部，告别了天目山区的父老乡亲，踏上北撤的征途。15日，部队抵达江阴县杨舍渡口。晚上10时许，韦一平率800余名干部战士，登上中安号客轮，开始横渡长江。起航不久，因客轮连续运载，未及维修，加上超载，出现了左右剧烈晃动的险情。韦一平沉着指挥，减速前进。行至天星港三里处时，突然狂风骤起，浪涛翻滚。继而船底进水，而且越来越猛，终使客轮逐渐下沉。夜幕中，几百人的呼救声，震撼着寥廓江天。虽有停泊附近的渔舟赶来，但人多船小，获救的只有少数几个。会水的凭藉意志，顶风劈浪，游向岸边；也有的爬上烟囱、桅杆求援。当时，韦一平完全有可能在警卫员帮助下免于罹难。然而，他想到的是全船干部战士的安危。他拒绝了警卫员带他泅渡登岸的要求，命令警卫员先走。
江面上，只有桅杆顶端还在风浪中摆动。韦一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终因船沉遇难，时年39岁。
中安轮遇难后，沿江军民呼唤着韦一平的名字，顺江寻找，终于找到了烈士的遗体。人们眼含热泪，把他安葬在扬子江畔。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又将他的遗骨移葬于扬州市平山堂烈士陵园。
(范执忠张先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