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毅，原名白宝泉，字砥中。1912年出生于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下仓镇西焦庄一个农民家庭。
张士毅的青少年时期，学习异常勤奋刻苦，在蓟县大杨各庄城内第一县立高小读书时成绩优秀。1931年，19岁的张士毅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保定第二完全师范。当时的保定二师是河北省闹-最激烈的地方，国共两党在校内都有组织。张士毅进校后，就成为这个学校进步活动的骨干分子之一，曾以“中华改造、端赖吾曹”为座右铭自勉，经常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张士毅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开除了学籍。
张士毅离开保定二师后，通过“反帝同盟”组织的介绍，又进入了通州第十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也是国共两党都有组织的地方，张士毅入校后，同20几名学生组织了一个“蜜蜂社”(密封的谐音)，从事革命活动。除了进行公开的反帝反封建宣传外，课余假日还偷读马列主义书籍，研求革命真理。开始时，校内中共进步势力占据优势，后来国民党右派派来了一个叫万寿昆的校长加强统治，国民党又占了优势，张士毅在校不到两年时间，又同这二十几位同学一起被开除了。
1931年寒假，张士毅同老同学郝希武(原名郝崇英)、刘教斋等在家乡组成“反帝大同盟小组”(中共外围组织)，由张士毅担任组长。他们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干扰和威胁，利用下仓镇集日进行公开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曾先后募集银洋40多元，由张士毅交给了上级组织。
1932年初，他们又在“反帝大同盟小组”的基础上，联合了赵景甫等同志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组织起宝坻县的新集区和蓟县五区的“穷人会”，向富人算账，先后活动到50多个村庄。由于地主武装得到保安队的援助，“穷人会”被抓去48人，有的被押往南京监狱，张士毅和郝希武被通缉后潜入北平。这次斗争的失败，使张士毅真正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穷人要真正翻身得解放，首先必须组织起来拿起枪”的正确性。根据这一认识，1938年冀东武装-时，张士毅、郝希武都成了-的带头人。
1935年初，张士毅在中共党组织和同学的帮助下，进入了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他一面读书，一面广泛联系各方面的爱国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学习期间，他曾不惧艰险，挺身营救中共地下工作者仇振远，使仇振远安然脱险。他还参加了一二九爱国-，而且是站在这一斗争最前线的骨干分子。由于张士毅情绪激昂，目标过于显露，成了国民党反动-镇压和逮捕的主要目标之一。张士毅在处境非常险恶的情况下，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掩护才摆脱了敌人的追捕。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中国大学借“麦收放假”的名义自行解散。一些爱国学生通过组织安排，纷纷转入农村。张士毅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的胜利”号召，回到家乡以教书做掩护，继续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从事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回乡后，他将原名白砥中改从母姓为张士毅，以示知识分子坚定不移走革命道路的刚毅气节。开始，他和老同学王作勋通过“反帝同盟”的关系来到蓟县龙山太平庄教民办中学，在学生家轮流吃“派饭”，既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又便于同学生家长接触，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他们又常以做活为名，到地下党组织建立的“性珍”被服厂自由-，串通情况并同郝希武接上了头。
1937年冬，张士毅同中共蓟县负责人王崇实联系上后，成立了七区“抗日救国会”，张士毅任主任，郝希武任副主任，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组织反日伪政府收枪的斗争。1938年6月下旬，中共冀热边特委通过冀东自卫会在李运昌主持下，邀请各党派代表在丰润县举行军事会议，通过了“抗日武装-”的行动纲领，确定了-的时间，并在-后成立“冀东抗日联军”。在这次-中，张士毅、郝希武成了蓟县、玉田、宝坻三角区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以下仓镇为基地，-前积极争取各方面的爱国分子和上层人士，做好了国民党驻上仓公安派出所骨干分子陈雪等人的工作，以为内应，联合七区保安团总张继尧及各甲长，7月15日举行-。-队伍首先占领了公安派出所，夺取了武器，枪毙了伪-长，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很快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在冀中共东特委李子光、蓟县县委书记王崇实的直接领导下，活动在蓟、玉、宝三角地区，先后攻下别山、鸦洪桥、马伸桥、采亭桥等重要城镇，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军，锻炼了群众，培养了干部。
1938年10月，中共党组织派张士毅到平山县苏家庄冀热察区党校学习，在此，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他参加开辟永定河以北的地区工作之后，被分配到房涞涿抗日联合县任武装主任，直接领导联合县的武装大队。这时他曾带队到斋堂接护过党的地区工作干部任玉春。后来又任“房涞涿”抗日联合县议会会长(中共县委委员)，分管党的-工作。
1941年下半年，张士毅被送到晋察冀北方局党校13班学习，1942年底，又被送到华北抗日联合大学法政学院社会科学系学习，并兼任系党总支书记，“联大”学生总会主席职务。由于他平易近人，诚实开朗，关心群众，虽身为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可年龄比他大的一些同志，包括后来写出《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都亲切地称他为“白小弟”。
1940年后，日本侵略军有计划有步骤地大举进攻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并推行惨绝人寰的“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和“秋季大扫荡”使冀中抗日根据地北方局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的北岳区(包括平汉路西的平山、阜平、涞水、易县等地)惨遭破坏。为保存实力，中共党组织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和集中分散结合的相应对策。担任“联大”学生总会主席的张士毅，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具体执行疏散学员的任务。他不分昼夜地奔走在平山、阜平、涞水等各山区根据地，组织学员同群众一起进行反“扫荡”斗争。
1943年初，北方局党组织根据革命需要，批准了张士毅“到最艰苦的地方”的请求。他和同学于明涛、章真园等十几名同志跋山涉水、昼隐夜行，穿过日军一手制造的“无人区”，经历两个多月艰苦的徒步行程，于麦收前来到了指定地点——滦东。当时的滦东，是中共在冀东新开辟的地区，包括滦河以东，北宁线以北，山海关、秦皇岛以西的大片土地。
张士毅到达滦东后，被分配到当时的第一开辟区熟悉情况。农历八月初一正式成立“迁(迁安)卢(卢龙)抚(抚宁)昌(昌黎)”抗日联合县，张士毅被任命为联合县第一任县长。这个联合县的范围是以卢龙为中心(卢龙的全部和迁、抚、昌各一部)，东至洋河，西至滦河，北至长城，南到北宁线。张士毅任抗日联合县县长期间，在县委的组织分工中分管-工作，行政主管全面。他经过全面了解情况，发现当时有影响的上层人物看不起八路军，除少数汉奸敌对分子之外，不少数人在抗日问题上持观望态度，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不出钱不出枪，更不出人。广大群众虽有抗日热情，尚未形成力量。针对这一情况，张士毅在卢龙的常各庄召开了一次有300多人参加的全县范围的-动员大会，除县区基层干部参加外，还邀请当地有影响的上层分子和知识界代表参加。张士毅在会上以抗日救国为主题阐述了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申明民族大义，动员号召各阶层团结抗战。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使与会人员，受到很大震动，社会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也为张士毅的理论才能所折服。岳家沟有个绅士叫岳山，在抗日上是有名的“坐山派”，会后他的态度有了突出的转变，愿意把八路军的被服厂设在他家里。日军来了，他千方百计地加以掩护抗日队伍和人员。卸甲庄的李石山，是那一带的头面人物，他也转变了看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士毅与一个叫揣世容的老校长交上了朋友，这个人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在张士毅的帮助下，很快成为依靠力量，成为团结广大知识界抗日救国的关键人物。他亲自组织了一个“教育界抗日救国会”，除了组织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日军暴行和国民党汪精卫集团-阴谋外，为了让文化较低和没有文化的劳苦大众接受宣传的道理，又建立了一个“皮影社”，专门选择有启发性的影目，借古喻今，宣传抗日，爱国，深受群众欢迎，皮影社由几人发展到几十人，现在唐山的三个影社还是在那个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贯彻“减租减息”搞“合理负担”，调动大多数人投入抗日斗争的工作中，张士毅亲自在卢龙的大刘各庄搞点，抓第一手材料。主要是如何做到让广大劳苦大众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做到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真正减轻群众所遭受的各种0的盘剥。他在抓点中取得经验后很快在全县推广，使广大群众真正体会到党的这一政策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使大家的爱国热情迅速转化为抗日的巨大力量。青年们主动报名，父母送子参军，抗日救国的0在全县出现了。
张士毅在任抗日联合县县长期间，还有效地解决了“干部荒”问题。1942年，在滦东开辟工作的地方工作干部仅二十几人，成立联合县后，上级虽然派了包括张士毅在内的几名领导干部，但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张士毅任联合县县长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亲自培养了大批干部。1943年，张士毅曾在冀东党的刊物《坚持》上，发表过《我们是怎样解决干部荒问题》的文章。张士毅在培养干部上针对现实，联系实际，方法多样。其办法是有计划、有目标，人人带徒弟。他不仅“亲自带”，而且号召老干部、区委书记、区长、抗联干部“层层带”、“行行带”(工、农、青、妇本行带本行)。仅用半年时间，就解决了全县干部的不足，从而引起了中共冀东区党委的重视，在全区推广了他的经验。
1945年初，上级根据革命需要和张士毅的特长，他被调任为滦东地委敌区工作部部长，负责滦东地区和东、北、西部的城市地下工作。当时的形势是日军为了扭转冀东战场的败局，从东北调入大量日伪军，对滦东人民进行-，而负责敌区工作的张士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这一工作多为单线联系，机密要求非常严格，流传下来的事迹很少。当时年仅19岁的区委代理书记周毅民，是张士毅直接领导和单线联系的主要敌工人员之一。据他回忆，当时曾利用伪维持会同伪军团部一个传令兵建立了关系，在驻乐汀流河镇的伪治安军五团中开展工作，收买了岗哨，为我军一举全歼这个团做出了贡献。周毅民按张士毅交给的任务，曾同日军翻译通过信；曾选派中共党员朱长裕以工人身份进入山海关桥梁厂搞地下活动；也曾选好十几名中共地下特工人员准备派往锦州、唐山和开滦搞地下工作，由于日本的投降而没有派出。日本投降后，张士毅联系的另一个敌工人员是在上层人物中影响较大的冯树森。张士毅通过冯树森利用一系列亲属关系到敌区发传单，并以经商的合法身份，从敌区为八路军购置了大量药品、布匹和特殊物资。
1945年9月上旬，八路军进驻锦州成立了辽西地委和专署，张士毅出任辽西专员兼锦州市市长。当时，蒋介石为了独吞抗日胜利果实，破坏和平，大举向解放区进攻。12月，国民党军占领锦州，解放军撤出锦州转入农村，党政军领导机关设在绥中。张士毅从承德开会接受了创建山区根据地的任务，开始在靠长城附近的“绥(中)建(昌)凌(源)”等热东山区开展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在团结广大人民，坚持游击战争，进行土地斗争，建立和巩固辽西地区人民民主政权，配合军事作战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4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朝阳县松树嘴子(天主教堂，是东北传教基地)后，张士毅带少数人到这里搞拥军征粮工作，正开群众会时，国民党军队得到情报，派摩托部队进行了包围。张士毅将自身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人民的利益，临危不惧，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1949年11月25日，辽西省委为张士毅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张士毅的爱人陈健在组织支持下，将烈士遗骨从松树嘴子运到锦州，安葬在锦州烈士陵园。
烈士墓碑上写着：“士毅同志从青年时代就走向了革命道路，为工人阶级、为劳苦大众、为中国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并最终坚贞不屈，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他这种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崇高气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张士毅烈士以身殉国所在地，朝阳县东大屯乡松树嘴子村的群众，为了纪念这位烈士和教育后代子孙，将松树嘴子村改名为士毅村，东大屯公社也于1966年6月6日为烈士重铸了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