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澍，字雨民，一字自轩，号佺山，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1759年7月22日)。他少时聪慧，学习刻苦，读了很多书。21岁时，他到西安参加乡试，中了举人。32岁，中了进士。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被派往浙江省永康县任知县。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
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年)，邢澍调任浙江长兴县知县。他在长兴的时间很长，有十年之久。任职期间，他捐出自己的薪水，办了许多好事，如补修城垣，浚石塘港，重建平政桥、丰乐桥，兴建同善堂、育婴堂等。为官清正，案无留牍，百姓称之为“邢青天”。
清仁宗嘉庆十一年(1806年)，他由长兴迁署江西省饶州府(治所在今江西省波阳县)知府。在饶州府不久，又调任江西省南安府(治所在今江西省大余县)知府。清仁宗嘉庆十三年(1808年)因病辞职到秀水休养。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他61岁时，由秀水(今浙江省嘉兴县)离任返回阶州。回归故里后沉静淡交，访古寺，拓碑碣，以读书自娱。清宣宗道光三年八月初八(1823年9月8日)卒于阶州，享年65岁。天水冯国瑞撰有《邢俭山先生事迹考》，对其生平多有研究。
邢澍鸿才硕学，著述十分丰富，已知的有15种。今确知已刊行的有《关右经籍考》《金石文字辨异》《两汉希姓录》《金石札记》《寰宇访碑录》等著作，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和钱大昕等编纂的《长兴县志》成为清代地方志中的善本之一。清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附录中，将邢澍列为金石学家推荐。邢澍在史学考证方面功夫很深，治学方法科学。他在《武阶备志序》中说：“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阅书多矣，非身履其地，参互考验，仍不能也。”又说：“余尝谓学问之道，博与通相资，而固与陋相踵。”邢澍在这篇序文里指出，不仅要读书本，而匝要读石刻；不仅要读文字记载，而且要亲自调查访问；不仅要知识丰富，而且要见识通达。这种治学方法是可取的，如他主张的书本与石刻互证，到了近代，王国维就发展为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从而把金石学发展为考古学。如他的《桓水考》一文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尚书·禹贡》载：“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人于渭，乱于河。”对这里的“桓”字，众说纷纭，马融说是水，郑玄说是“陇坂”，班固说是流人南海的水，还有人说是“洮水”。家居白龙江畔的邢澍“询究有年”，得出古桓水即是白龙江的精确判断。他说：“古今水道迁移，或未可知；然求之目验而信，证之-而合，则谈桓水者，舍白龙江奚属哉？”
邢澍还是诗人和诗评家。他的诗收入∠旋诗草》，共有古今体诗七十首，为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秋从北京回秀水途中有感而作。诗句流畅，感情丰富。他在《舟行纪事》中写道：“耳目磨炼生智慧，格物何必皆读书?老兵知战农知岁，吾曹博览恐弗如。”把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作了对比，感到在打仗和种田的知识方面，作为封建文人的自己是不如“老兵”和“老农”的。懂得这点道理，对于一个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封建官僚来说，实在难能可贵。
在《长兴县志》中也收有他的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摘芝何处觅园公？罨画溪边系短篷。十里路行松影里，一家村在桂香中。亭轩晓霁仙岩碧，鱼呗宵深佛火红。我亦有山归未得，年年猿鹤怨秋风。”这首诗是邢澍在长兴知县任内作的。从政之暇，他到钦氏山游玩，一路上松影满地，桂花飘香，景色十分幽美。他触景生情，想起了故乡阶州的山水，从而引起了“有山归未得”的感慨，抒发了他对故乡的眷念之情。
邢澎的诗评保存下来的不多，但都很有价值。《与张叔未书》中说：“《清仪阁杂咏》披阅数过，典雅流丽，不乏情韵，可传无疑。袁随园尝以‘泠痴’、‘钞书’嘲近日诗人，不知谁指，然犯此病者实不少。”主张诗要有“情韵”，也就是要有诗味，反对把诗写成宣传金石考据之学的押韵之文。
邢澍在从政、治学的同时，还注重对人才的培养。清仁宗嘉庆三年(1798年)，他任浙江乡试同考官，他推荐的张廷济，考取了举人第一名，后来，张廷济成为全国闻名的金石学家。张廷济在∠旋诗草后序》中说：“廷济犹忆甫为弟子时，侍坐花香琴韵处，听说杜少陵《秋兴》《诸将》诸作，语语各有心得，至今佩之不敢忘。”表达了他对老师的尊敬之情。邢澍病逝后，张廷济十分悲痛，写诗悼之：“洒涕瞻遗像，云山莽万重。可能真化鹤，何处说登龙。许郑经难问，龚黄治不逢。只余魂梦里，风雨夜过从。”
邢澍藏书甚丰，有三万余卷，返归故里时因苦于道路艰辛，遂在西安将部分书籍赠与友人。据其后代所言，民国时尚有大量书籍留存，因当时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存书之舍屡遭毁坏，存书竟荡然不存。其中必有诸多书稿一并毁弃，令人十分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