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尊光，名谦，字尊光，以字行，山西大同探头村人，生于1895年。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考入育才馆。
1923年，王尊光结束育才馆的学习，开始了他的从政之路。先任山西省村政处办事员，继任浮山县承审员、村政处考核股主任。北伐军兴，调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行营秘书、政务组长。北伐胜利后，升任绥远省府秘书长。
1932年，王尊光出任山西省政府秘书主任。因参与筹款及整顿省银行受阎锡山青睐得兼省银行监理。同年10月，被委派为晋华（卷烟）公司经理。
卷烟虽然在清代就已传入山西，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山西还没有自己的卷烟厂，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卷烟在山西大量销售，传统的山西旱烟制造业日渐萎缩。1930年，在财政厅倡议下，华北纸烟公司、德记烟公司、福民烟公司等三家私人公司连同财政厅，组成一个公私合营的“晋记烟公司”，以阎锡山的采运处长边廷淦兼任经理。不久，中原大战爆发，新公司还没有来得及正式运转起来，就陷于停顿。阎锡山复出后，以纸烟利大，改晋记烟公司为“晋华卷烟厂”，仍为公私合营，德记退出，华北、福民、省财政厅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推陈禹祥为厂长。并由太原绥靖公署出资15万元，另组“晋华公司”，委祁县人马铎为经理。烟厂专管生产，公司负责营销。马铎经营两个月，除将原有资本垫付外，还背上了银行的债务，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厂方的要求。因周转不灵，厂方责难，马铎-辞职，王尊光走马上任。
王尊光兼任晋华公司经理后，先不动声色地对公司及烟厂情况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的了解，掌握了烟厂厂长陈禹祥营私舞弊、以次充好、降低质量、提高成本，自己从中渔利的种种劣行，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生产和经营的严重脱节，不能统筹。于是，旁敲侧击，令陈辞职。然后顺势将烟厂与公司合二为一，改名为“晋华卷烟厂”。卷烟厂分为工厂和营业两部分，各设一个主任，工厂主任负责生产，营业主任负责销售和银钱往来，王尊光本人则以经理总其成。这样，虽然生产销售依然分立，但最终要统一于经理之手，便于协调，有效地抑制了互相扯皮现象的发生。同时，为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拟定了新的分红办法，将职工红利由占纯利的10％提高到15％。其中的50％按职工工资平均分配，作为固定红利；另外的50%根据职工的工作成绩，由大家评议，经理核定，作为奖金，分等级分配。改组完成后，购进和自制了5部卷烟机，连同原有设备，使卷烟机达到13部。后为了不受私资牵扯，把华北、福民两公司的股金20万元全部退还，从而使晋华卷烟厂由公私合营变为完全公营。至此，生产销售相互联系，在生产能力达到日产卷烟200余箱的同时，销售市场也初步打开。
在晋华卷烟厂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之后，王尊光又把着眼点放在市场竞争上。当时，在山西和晋华争夺纸烟市场的一个是德记烟公司，一个是英美烟公司。德记力量薄弱，销路日狭，已不是晋华的对手。而英美烟公司则因其经济力量雄厚，加上烟的质量较高以及人们多年的吸食习惯，占有很大的优势。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英美烟公司，王尊光不惜以15万元的重金将因为累赔不止要求晋华接办的德记全部收购。接着，趁阎锡山在山西倡导土货运动、爱国人士一致抵制外货之机，一面整顿内部，极力提高烟质，压低成本，使自己初步具备物美价廉的优势；一面依靠政治的力量，推行省烟，抵制外烟。在迅速占领本省市场的同时，王尊光又瞄准了邻近省区，派专人到绥远、宁夏、陕西、甘肃等省推销晋华卷烟，由于肯给承包商让利，再加上当地山西商人的支持，销路日好。
截至1935年9月，晋华卷烟厂生产的卷烟，分高、中、低三个档次，其品牌有正太、模范、汽车、洗心、大子、云岗、禹门、五台山、大丰包、国术、雁门关、三晋、白鹤、太行山等14种之多。由于产品质量好，价格也低廉，销路很广，本省每月销售2000余箱，外省可销售七八百箱。
1935年9月，王尊光辞去卷烟厂经理兼职，晋华卷烟厂交由西北实业公司接办。据统计，一个晋华卷烟厂，在王尊光手中，一年可使山西财政收到近200万元的统税；晋华卷烟厂在交西北实业公司接办时，扣除备还外债的数十万元资产外，所有厂房、机具、原料、成品，共值现洋300万元，相当于最初投资额25万元的12倍。
抗战爆发，绥省两署撤到晋西，省铁两行联合办事处成立，王尊光出任监理。办事处的主要业务为：办理军政机关薪饷的领发、保管新印省币及发行。抗战胜利后，王尊光出任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旋即调任山西经济管理局秘书长兼同蒲铁路管理局局长。
1949年以后，王尊光先后在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与财政部参事室工作，并被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特邀为山西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及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74年病逝，终年79岁。 ■
本文来源：太原日报，本文作者：雒春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