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生于1190年，卒于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末元初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元好问还写过小说，所著志怪短篇小说《续夷坚志》四卷二百零二篇，其中除四篇有目无文和一篇内容残缺者外，实有一百九十七篇。从《续夷坚志》和元好问的其他诗文中，我们发现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受《列子》的影响相当大 。 其《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作有《遗山集》又名《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相传他的祖先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一说为秦王拓跋翰，另一说为南安王拓跋余）。其祖先又随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0之后，户籍落至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他的高祖元谊，在北宋晚期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官忻州神武（虎）军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
游学四方
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元好问诞生在忻州农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里。由于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没有儿子，元好问的兄弟有三个，他又是第三，根于中国传统，他的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在他生后七个月时，就把他当做过继儿子，随即把他带到掖县县令任上。
史书记载，元好问天资聪明，七岁就能写诗，被人誉为“神童”。十一岁，嗣父在冀州任职，元好问得到了翰林侍读学士兼知登闻鼓院路择的赏识，路择“爱其俊爽，教之为文”。
之后十四岁，元好问又师从陵川郝晋卿学，博通经史、淹贯百家。到元好问十七岁时，嗣父元格被罢了陵川令，但为了儿子的学习，他仍继续陵川直到元好问十九岁完成其学业，才带全家离开陵川。
科场受挫
元好问从十六岁起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由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识免乡试”，他直接到并州参-试，但榜上无名。此后十九岁（1208年）又到长安参-试，但这次又未中。
元好问二十一岁回故里，在离祠堂几十里外定襄遗山读书，故而自号“遗山山人”。两年之后,蒙古大军突袭秀容，屠城十万余众，其兄元好古丧生。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后转徙登封。
卫绍王崇庆元年（1222年），元好问二十三岁，他又到中都第三次参加考试，仍未考中。这年正月，金三十万大军被蒙古击败，蒙古已逼近中都，路上也不平、国家的危机，加上考试的失败，使他的情绪非常低沉忧虑。
贞佑桔二年（1214年），元好问二十五岁。蒙古兵围攻、金兵节节败退，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元好问于这年夏天赴汀京，准备将于秋天举行的考试。虽然考试又一次失败，但他却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诗歌创作极丰。其中《箕山》、《元鲁县琴台》等篇，深得礼部尚书赵秉文赞赏，其文名震京师，誉为“元才子”。但不久由于蒙古兵围攻，元好问不得不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下来。之后元好问二十八岁（1217年）又赴京赶考，又未成功。
坎坷仕途
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三十二岁进士及第，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便愤然不就选任。又过了三年，到他三十五岁时，元好问又得到赵秉文等人的贡举，以考试优异得中科举。这次宏词科登第后，元好问才正式就选，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颇为清苦。
三十六岁那年（1225年）元好问因不满冷官生活请长假回到了登封，期间撰写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诗学》，内容包括杜甫的传志、年谱和唐朝以来评论杜诗的言论。正大三年，元好问任河南镇平县令。次年改官河南内乡县令，不久其母张氏身故，其长子出生，元好问丁忧闲居内乡白鹿原，应邓州帅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
但不久蒙古军攻陷凤翔，邓州帅投降，元好问借机辞去幕府。正大八年元好问调任南阳县令，他在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成绩斐然。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国亡被囚
此后不久，元好问赴京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后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围开封，元好问在围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朝中无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请降献城。崔立投降蒙古后，胁迫朝臣为其立碑-，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都-参加撰写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迹，刻上碑文。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
金亡后元好问随大批-被俘，并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两年，后居住冠氏县。元好问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等地，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行动较为自由。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
晚年生活
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其诗文名气颇大，元世祖忽必烈重臣耶律楚材倾心接纳元好问。可元好问无意做官，五十岁那年重回老家，隐居故里，并交友游历，潜心编纂著述。元宪宗七年（1257）九月，他在获鹿寓舍逝世，享年68岁。
元好问临江仙
李辅之在齐州，予客济源，辅之有和。
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
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孤负欢游。一尊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州？
词的上片写景，写初秋的大明湖的景象。词人写道：“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首句运用了设问句予以强调，并把“荷叶”、“荷花”并列出现，一绿一红，形成“绿叶红花”的映衬效果。其中，两个“荷”字和一个“何”字谐音，三词连用，共同构成词句的音韵之美。接着写道：“大明湖上新秋。”这是对上句问题的回答。“大明湖”点名了地点。“新秋”不但点名了节令，更突出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
词人承上“新秋”接着写道：“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红妆翠盖”是指上句中的“荷叶荷花”的红红绿绿。这里，词人用了“红妆”一词，显然有拟人手法，以花喻人，引出了后面的“木兰舟”中人，由物及人。意思是说，在荷叶荷花红绿掩映之中，大明湖上出现了泛舟之美人。接着的“江山如画”，进一步描写大明湖，表现出大明湖如画的美景。在这样的如画的美景中，赏湖景 “人物更风流”。“风流”即指风采特异，业绩突出之人。这里的“风流人物”当然是指词人和友人李辅之。其中，一个“更”字，更加突出了词人对朋友的真情与和谐的关系。我们从这“更风流”的话语中，感受到词人在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欣喜欢畅。可以说，景语即情语，词人写景更是突显和烘托人物。
词的下片抒情。词人写道：“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孤负欢游。”我们从这两句可以看到，下片与上片所写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了。首先，词人写道：“千里故人千里月”，其中，“千里”和下句“三年孤负欢游”中的“三年”是从空间和时间来写，不但写出与友人分离后的时间和相隔的距离，给词作以时空感，也暗示了这首词是一首思念朋友之作。特别是词人用了“孤负”（违背，或者对不住）一词，不但表明了与分别时间长，距离远，难以相会的伤感，也表现了诗人对相会时候美好时光的回忆合对朋友友情的珍惜。唐代韩愈在《感春》中写道：“孤负平生志，已矣知何奈。”宋代刘过在《临江仙》中写道：“青眼已伤前遇少，白头孤负知音。”其中的“孤负”就是这个意思。无奈之下，词人只有“一尊白酒寄离愁”。在古代诗歌中，借酒消愁是很常用的。李白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以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也。这里，元好问借此来表达对离愁别念之情。在元好问看来，借酒消愁不够啊，所以，元好问在结尾写道：“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州！”“殷勤”即情意深厚之一。“东州”也许就是现在朋友羁旅之处。借酒消愁不够，词人又借流水抒发离愁别绪。我们知道，在古代诗歌中，以水喻情，已经成为常规。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江城子·别徐州》中“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等等。这里，词人以流水寄情作结，不但能体现感情纯真和思念深厚，而且更形象含蓄，给人以想象余地，让人回味无穷。
总之，在思想情感上，词人既表达了与友人团聚的欢乐，又写出与友人现在天各一方的离别愁怅。在艺术上，首先，以写景入手，情景结合，情蕴其中。其次，一扬一抑，使情感变化起伏迭宕。再次，时空结合，提升了是作品的审美意境。
名家评价
元朝文学家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
清代张景星《阮诗别裁序》谓：“遗山未尝仕元，而巨手开先，冠绝于时，固不必言，”
《金史》卷一二六附传元德明。缪钺谓：“金自大定 、明昌以还，文风蔚起，遂于末造笃生遗山，卓为一代宗匠。其诗嗣响子美，方轨放翁，古文浑雅，乐府疏快，国亡以文献自任。所著《壬辰杂编》虽失传 ，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书，故独称雅正。诗文史学，萃于一身，非第元明之后无与颉颃，两汉以来 ，固不数数觏也。”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